今天若米知识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响堂铺伏击战电影,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响堂铺战斗
优质回答响堂铺战斗
响堂铺战斗
1938年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在河北涉县响堂铺地区对日军的伏击战。1938年3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为打击进犯晋东南的日军，破坏其后方补给线，断敌粮弹供应，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部队在南北两侧均为山地的邯(郸)长(治)公路上黎城至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伏击日军辎重部队。作战部署是：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全部和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大道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并各派出小分队到大道以南山脚下设伏，防敌逃窜;以第七六九团一部向涉县方向警戒，阻击援敌;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为预备队，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向东阳关方向警戒，阻击由东阳关及黎城增援之日军，掩护伏击部队右后方的安全。各部队于30日夜间分别进入指定位置。
31日拂晓，由东阳关出动的日军约200人，向位于苏家峧的第七七二团第七连进攻。徐向前判断日军并未发觉设伏企图，除令第七七二团以1个营进至庙上村以东高地加强右后方安全保障外，仍令参战各部继续隐蔽待伏。8时许，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2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及掩护部队170余人，由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9时许，日军车队进入设伏地区，第七六九、七七一团突然发起冲击，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2小时激战，消灭日军掩护部队170余人，并将汽车全部焚毁。
与此同时，黎城及东阳关之日军步骑兵400余人，继又增加200余人，两次向位于马家拐附近的第七七二团进攻，企图救援响堂铺之日军，均被击退。由涉县出援的日军400余人，也在河南店与椿树岭被第七六九团一部击退。16时许，日军出动12架飞机到响堂铺地区狂轰滥炸，但第一二九师伏击部队已撤出战斗安全转移。此战共毙伤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焚(击)毁汽车181辆(含在河南店与椿树岭击毁的1辆)，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第一二九师参战部队伤亡317人。
刘伯承不愧是军神，敢在同一地伏击敌人多次，英国军事家奉为经典
优质回答十大元帅中被称为军神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刘伯承，据说这是因为刘伯承右眼受重伤的时候，没有用麻药，强忍着疼痛被德国医生摘除了眼球，那位医生看着不吭一声的刘伯承不由得惊呼“军神”。
也说他有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气魄，令人钦佩。不过很多人认为刘伯承被称为军神，不但，是因为他的军事理论水平高，还因为他敢用人，会用人，培养了不少军中的优秀将领，是用兵、练将的全才。
刘伯承，有实战指挥经验，又毕业于苏联 伏龙芝 军事大学。回国后，他一直认为游击战在国内大有作为，坚持把军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很多人对游击战还不是太认可的时候，他已经在着手提高各级指战员指挥游击战的能力。
七亘村伏击战很多人都知道，其被英国军事家立为世界十大经典战术之一，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场胜利之前，八路军129师771团在这里曾经受挫，之后是刘伯承亲自到七亘村视察，确定这里会是日军从河北到山西的必经之路，才决定在这里进行伏击战。
这场伏击战的具体指挥作战的任务被他交给了旅长陈赓，陈赓也不负众望，在1937年10月26日，打了一个成功的伏击战，胜利后陈赓是准备收兵的，但是刘伯承告诉他“兵不厌诈”，让他再等等。
果然，两天后再次伏击成功，这两次伏击一共击毙了四百余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的军事物资，光搬运这些缴获我军就用了两天一夜，收获颇丰。在抗战初期，这种胜利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当时的抗日士气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也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这还不算，不久之后，刘伯承又根据实际情况发现了一个伏击地，这就是黄崖底河谷，这次伏击的任务被他交给了771团团长徐深吉，11月2日，771团也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扫前战失利的阴影。
响堂铺伏击战是伏击战的经典范例之一，很多人都知道，指挥这场作战的是时任129师副师长的徐向前，但是很多不知道，最早提议在响堂铺伏击日军的就是刘伯承，徐向前这一战打得很漂亮，一次就击毁了181辆的日军 汽车 ，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记录。
陈赓、徐深吉、徐向前打游击战，能如此得心应手，正是来自于刘伯承长久以来的言传身教。
刘伯承不止教自己人，还教外国人，当时129师来了一位美国观察员卡尔逊，他就对游击战很感兴趣，专门找到刘伯承请教，学了理论后又到陈锡联的团里去体验实战经验，别说，这个卡尔逊在后来的太平洋战役中，就是靠着游击战术，带着自己的部队奇袭了被日军占领的岛屿，立下了大功。
刘伯承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用人不拘一格，只要有本事的人他就敢用，也会用。就比如说王近山，这位将军有着“王疯子”的绰号，可想而知脾气有多火爆，打起仗来有多猛，很多人都对王近山避之唯恐不及，刘伯承却非常欣赏王近山打仗的那股子劲头。
1948年7月，刘伯承决定攻打襄阳，襄阳地理位置很重要，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有着“华夏第一城池”之称，很难打，蒙古大军打襄阳都用了十多年，蒋介石派到襄阳坐镇的是大特务康泽。康泽到了襄阳后就开始在山头修筑大量的防御工事，这也增加了我军攻打襄阳的难度。
当时刘伯承选定主攻襄阳的人选就是王近山，很多人对启用王近山有点信心不足，可是王近山早已经不是只凭着疯劲打仗的吴下阿蒙了。在刘伯承的调教下，王近山已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战将，曾经在1943年果断抓住战机，全歼了一支由驻华北日军军官团“战地观战团”，其中有着120余名日本军官，所以，刘伯承对王近山很放心。
王近山确实不负众望，他并没有一到襄阳就发动攻击，而是在实地观察了襄阳地形后，决定用小部队紧盯敌人主力，用主力进攻襄阳西门，接下来几天，解放军接连攻下了襄阳西大门外的真武山、琵琶山和铁佛寺。
在7月15日对襄阳发起了总攻，16日下午，主力部队就攻入了城内，活捉了敌军司令康泽，六纵主力攻打襄阳只用了一个多星期，远不是当初的蒙古军队可比，这次战斗中，王近山当拿首功。
建国后，刘伯承奉命建设南京军事学院，他又坚持力排众议，从战俘管理所拉来了国军名将廖耀湘，廖耀湘是黄埔六期生，辉煌时曾经掌管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军，他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在带领远征军去缅甸作战时，打得很精彩。廖耀湘的讲解确实让学习的解放军将领受益良多。
刘伯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中高级军官，上世纪70年代左右，11个大战区的司令员有一半都是刘伯承的学生，比如说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等人。刘伯承对新中国培养军事人才方面的贡献，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刘伯承的故事
优质回答新世孙吴——刘伯承
戎马一世，勤学一生；施计用兵，略胜孙吴；指挥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将风。
刘伯承（1892~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 坎坷一生元帅路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2． 精谋巧计胜孙吴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3．勤思善学成儒将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4．呕心沥血办教育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年表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 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 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 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 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等发动沪州、 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 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 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第一、 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 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 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 6月，与邓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 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 33个旅围攻大别山。 12月，刘邓决定以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 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邓小平、陈毅、 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 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响堂铺战斗
优质回答火烧汽车长蛇阵的响堂铺战斗
响堂铺是位于山西省黎城县和河北省涉县之 间，两省交界处邯(郸)长(治)大道上的一个不大的村庄，但却是日军由河北侵入晋东南的咽喉，经常有日军汽车运输队从这里过往。1938年3月下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以 3个团的兵力在这里狠狠打击敌人，由 386旅771团和385旅769团一部担任伏击任务，由 772团和 769团一部担任两翼警戒，由副师长徐向前负责前线指挥。各部队进行了认真的准备。3月 30日夜，在徐副师长指挥下，各团进入指定位置，伏击部队埋伏在响堂铺北山。太行山上，春寒料峭，但指战员们歼敌心切，斗志昂扬。3月 31日上午 8点多钟，前方观察所侦察参谋报告：日军第 108师团汽车队正从黎县东阳关向涉县开去，1辆，2辆，3辆…… 一共 180辆。不一会儿，日军汽车长蛇阵就出现在 771团伏击阵地前面，等最后一辆汽车进入伏击区后徐副师长发出两颗绿色信号弹，伏击部队同时开火，愤怒的子弹雨点般射向汽车阵，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汽车长蛇阵顿购瘫痪，不少日军跳下车来顽抗，但在八路军的勇猛冲击下，首尾不能相顾。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400多名日军被打死，l80辆汽车全部成为八路军的战利品。可惜八路军当时都不会开车，只好把车上的物资搬下来抬走，而把汽车付之一炬。日军由黎城和涉县两个方向增援，都被八路军警戒部队打退。等到日军 10多架飞机赶来，所看到的只是他们的汽车长蛇阵在熊熊火光中化为灰烬。
军事家名人故事：开国大将陈赓的传奇故事
优质回答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陈赓大将是传奇色彩的一位。生性幽默诙谐的陈赓曾这样说自己“显赫的经历”：“我和毛主席是老乡兼校友，和彭德怀元帅在一个团当过兵，救过蒋介石的命，周总理和邓大姐结婚我出过力，指挥*打过仗。”“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2位上将和一位大将。”（陈赓在红四方面军任红12师师长时，下辖3个团：红34团、35团和36团，其中红34团团长为许世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红35团团长为高绍先，1932年在红安作战中牺牲；红36团团长为徐海东，1955年与陈赓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另外，在陈赓的战友中还有一位小班长，叫陈锡联，1955年也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这些“显赫的经历”中，鲜为人知是关于陈赓曾指挥*打仗的历史。1927年8月，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后，担任起义军20军3师6团1营营长，跟随部队一起向广东进发，部队在会昌时，遭到国民党钱大钧部围击，被迫向潮汕撤退，陈赓奉命率所部掩护，此时钱大钧的部队已近在眼前。穷途末路，惟有决死一战，全营跃出掩体发起反冲锋。突然陈赓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朝旁边闪，他挥枪招呼：“林排长！”
林排长就是*，他时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73团3营7连1排排长。他立即跑了过来，刚喊一声：“陈营长！”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他扯着嗓子喊：“我们连长牺牲了！”
陈赓命令：“我叫你代理连长往上冲！”谁知*却回答：“陈营长，不行，我们人太少！”
“再说我枪毙你！”
这声音惊了*一跳，转身嘶喊着：“冲啊！”
此战，由于敌众我寡，他们最后打得弹尽粮绝，被迫后撤，陈赓则在后撤中左腿3处负伤。后来，陈赓谈起“指挥*打仗”之事，说：“*会打仗，但就是怕死，需要你去敲打。”
其实，陈赓的传奇经历远不止他自己说的这些。他还是和日、美、法等多国侵略军交过手并都将之打败的我国杰出军事家。无论在情报保卫工作的隐蔽战线，还是在硝烟弥漫的炮火中，他都是英勇无畏又功勋显赫的英雄。当年中共中央在悼词中称他是"卓越的军事天才"，如此高度的评价十分之少见。
1924年5月，陈赓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众不同的是，他是从第一期600多名学员中为数不多的打过仗的学员。他与蒋先云、贺衷寒被称为是“黄埔三杰”，当时黄埔军校流传：“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不及陈赓的腿！”陈赓不仅在校学习时现场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而且还被孙中山找去谈过话。陈赓在黄埔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又独自连夜穿过敌占区，跑了160公里联系主力部队，挽救了黄埔东征的局面。蒋介石当时面对疲惫不堪的陈赓，曾向黄埔士官们宣布：“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
1927年，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在向广东潮汕进军的途中，他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的胫骨和腓骨都被打断。他拖着伤腿，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辗转，终于在上海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并住进了牛惠霖骨科医院。陈赓进入医院后，牛惠霖大夫看他的穿着打扮和伤情，怀疑他是歹人，不愿为他治疗。
陈赓观察这位医生比较正直，有进步思想，就索性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了他。牛大夫是宋庆龄的表兄弟，他把陈赓的伤情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听说是陈赓，便亲自到医院看望陈赓。她嘱咐牛氏兄弟，一定要想方设法治好陈赓的腿伤。按陈赓的伤势，通常只有截肢了事，而陈赓坚决反对截肢。在宋庆龄的关照下，牛氏兄弟尽了的努力，把陈赓已经被接歪的伤腿重新接好，保住了双腿。后来在1933年，陈赓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蒋介石亲自劝降，他能嬉笑嘲讽之间，置蒋介石于无限尴尬。又是宋庆龄四处奔走，营救了陈赓。宋庆龄两救陈赓，被传为了佳话。
上海特科时期，陈赓协助周恩来保卫党的中央机关，铲除叛徒，营救同志，大智大勇，惊天地而涕鬼神。他一会儿以全副戎装的国民党高级军官面貌出场，一会儿又是西装革履的商贾，一会儿又是着工人装的苦力---而且每种角色都很逼真，有“多面人”之称。他还选派中共党员潜入国民党中央机要部门和警宪、特务机关，多次获取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及时研讨对策、保卫中共组织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秋冬间，时任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因治腿伤，从鄂豫皖根据地来到上海。他与上海的同志谈到红军战斗的激烈、艰苦和英勇，听的人都认为要超过《铁流》所写的，要是有个作家写下来多好，大家就想到了鲁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将陈赓所说的红军战斗情况油印成材料，交冯雪峰送一份给鲁迅，并由冯与鲁迅谈能否由他写成小说或报告文学。据冯雪峰回忆：“几天后，鲁迅先生还请许广平先生预备了许多菜，由我约了陈赓和朱镜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的他家里去，请陈赓同志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吃了晚饭才走的。”此后，鲁迅酝酿过一个时期，说“写一个中篇，可以”，他还一直保存着那些油印材料，但终于没有写成。
红军时期，在红四方面军任师长的陈赓就以能打仗着称。黄安战役，他带领部队打得守敌赵冠英不敢出战，一万多人片甲不还；商潢战役，豆腐店一仗，陈赓的3个团顶住了敌人十几个团的轮番进攻，蒋介石嫡系第二师碰了个头破血流，部队失去战斗力，师长汤恩伯被撤职。潢光战役的双柳树一仗，陈赓“围三阙一”，虚留北面，诱敌突围，红军大获全胜。很少服人的许世友对此也称赞有加，说：“双柳树一仗，表现了陈赓同志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长征时，陈赓率中央军委干部团打了很多恶仗、硬仗。长征途中，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在草地上命悬一线，是机智多谋的陈赓将周恩来救出病魔之口的。陈赓带领30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救我的命了。”
抗日战争时期，陈赓率领的三八六旅更是所向披靡，享誉全国。七亘村两次伏击战，神头岭之战，我军都大获全胜。日本统帅部痛定思痛，把神头岭战役作为经典战例进行分析，企图找出对付八路军的办法。响堂铺伏击战，400多日本侵略军再成异域之鬼，被日军随军记者称为“更为典型的游击战术”。被邀请观看此战的国民党军一些高级将领赞叹不已，连称大开眼界。长乐村战斗，陈赓的现场指挥更是炉火纯青，沉着果断，取得了歼灭日军2200余人的大胜利。
香城固伏击战，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进犯的日军全军覆没。香城固伏击战的第二天，日军出动2000余人，在5架飞机和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三八六旅扑来，其最先头的装甲车上，还贴着歪歪扭扭的“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但三八六旅早没了踪影。三八六旅在陈赓的指挥下，连战连捷。1943年秋，陈赓指挥所部又消灭了日本“皇军观战团”，击毙一名少将和五名大佐，气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消灭这股共军。”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在晋东南考察时评价说：“三八六旅是中国的一个旅。”
响堂铺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附作战图)】
优质回答响堂铺伏击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9师在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省）响堂铺地区对日军的伏击战。
神头岭战斗之后，日军为配合津浦战役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继续疯狂地向黄河各渡口进犯。这样，邯长公路上日军的运输更加频繁，每日汽车来往不断，公路沿线的警戒也加强了。为扰乱日军的计划，阻止其进攻，八路军准备在适当地点对日军运输线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打击。3月29日，第129师决心以3个主力团，在响堂铺再打一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的运输车队，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具体战斗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参战的主力团分别是：129师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第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王维舟、参谋长唐天际）、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第771团（团长徐深吉、政委吴富善、副团长韩东山、参谋长黄新友）和第772团（团长叶成焕、政委谢富治、副团长王近山、参谋长孙继先）共计3000余人。
响堂铺位于东阳关和涉县之间，这里公路沿小河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只要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因此可以说是理想的设伏地点。八路军的具体部署是：第771团和第769团的主力为第一梯队，埋伏在响堂铺公路以北的山区，第771团为右翼，第769团为左翼，共同作为打伏击的主力部队。第772团的主力为第二梯队，集结于马家拐，并以一部分兵力分别在东阳关以东和苏家蛟地区游击警戒，准备阻止黎城、东阳关出援之敌，掩护主力右后方的安全。另派第769团的4个连埋伏在椿树岭以东地区，准备阻止由涉县来援之敌。作战部署下达后，各部队于3月30日24时秘密进入伏击地区。
天刚蒙蒙亮，第772团就派人前来报告，在马家拐发现200多名敌人，可能要切断八路军的退路。这个意外的消息，使大家吃了一惊。难道我们的战士暴露了目标？难道日军发现了八路军的伏击意图？如果真是这样，不但伏击计划不能实现，潜伏部队还可能遭到日军的围攻，
受到损失。如果真是日军发现了八路军的伏击部队，八路军只有及时撤离，才能免受损失。不
过，那样一来，策划部署的伏击战计划就会付诸东流。撤还是打？在这紧要关头，徐向前等师、旅指挥员沉着镇定，冷静地分析判断，敌人并没有发现八路军的意图，因为如果伏击阵地暴露，日军就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又据侦察，马家拐对面方向的东阳关一线，日军并没有动静。经过反复查实和分析，指挥员们排除干拢，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日军运输队的到来。
8时左右，日军出现了。这是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森本和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他们是清晨由黎城经东阳关开来的。最前面开来的是两辆探路的小车，开到神头河，小车里的日军下车，四处看了看，举起望远镜又瞧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就又坐上车开过神头河。后面的汽车跟着一辆接一辆地向八路军的伏击圈开来，总共近200辆，比我军事先预计的数目多得多。日军车队开进了第771团的埋伏圈，第771团放过了大约100辆，准备给前面的第769团打，后一半留给自己。
8时30分，日军的车队全部驶进我军的伏击区后，只听徐向前一声令下，第769团与第771团一齐开火。在迫击炮、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的掩护下，八路军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随着冲锋号声，端起刺刀和梭标向日军猛烈进攻。日军万万没想到这里会埋伏着八路军，张惶失措，乱作一团。不少敌人枪未举起，炮未架好就已毙命。有的日军汽车连忙调头往回跑，又和拼命向前开的汽车相撞。有的日军钻到汽车底下，胡乱开着枪。而八路军指战员却勇猛冲杀，势如破竹。有的战士的刺刀折断了，就抱住日军用嘴咬，把牙都咬脱了，仍继续拼杀。经过八路军的奋勇拼杀，许多日军伤亡倒地，剩下的日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渐渐地顶不住了，个个抱头鼠窜。前后仅两个小时，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在战斗进行过程中，驻守在黎城东阳关的日军得知运输车队被围困在响堂铺后忙派出400余名骑兵，向马家拐进攻，企图解救被围困的车队。对此，八路军早有准备。埋伏在马家拐的第772团等增援的日军来到阵地前，突然出击，一顿机枪、手榴弹，几个回合便击溃了日军骑兵。这股日军遭到打击后，吓得逃回去了。不久，又一股200余人的日军步兵会合回逃的骑兵扑过来，第二次向八路军的防线发动进攻。早有准备的八路军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又将日军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与此同时，埋伏在椿树岭的八路军第769团一个连，也击退了涉县日军派出的由6辆载满援兵的汽车组成的车队，并将其中一辆汽车摧毁。
响堂铺伏击战共打死打伤日军400多人，缴获长短枪340余支、轻重机枪12挺、迫击炮4门。特别是击毁日军汽车181辆，这也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我军伤221人，亡99人。
想要成长，必定会经过生活的残酷洗礼，我们能做的只是杯打倒后重新站起来前进。上面关于响堂铺伏击战电影的信息了解不少了，若米知识希望你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