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若米知识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美国电影本性,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电影《阿甘正传》视听语言分析。
答视听语言分析之阿甘正传
好莱坞一直以来都是电影的王国，大量的商业巨制电影从这里产生，进而风
靡世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经典的电影，
《阿甘正传》就是一部非常
经典的好莱坞大片。
今天我们就从视听语言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这部经典的作品。
本片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
影片通过阿甘对自己生活的讲述，
深层次的剖析
了美国当代历史，
以幽默的方式对社会现象和战争进行讽刺。
作为一部以人物记
录历史的影片，
阿甘作为主要线索，
经历了美国最动荡的一段历史。
影片也同样
倡导了美德的回归，进行正确的精神引导，大力提倡人性关怀和人文主义精神。
它是好莱坞反智潮流电影中的经典名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美国社会的反智情绪高涨的时代。
于是好莱坞便出品了
一系列贬低现代文明崇尚回归原始阐释人性的影片。
其中
《阿甘正传》
便是通过
一个智力障碍者的视角，
描述了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生活的方方面
面，越战，政府丑闻，外交，种族冲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与人们
生活的生活状态——多数人的消极颓废与盲目热情。
《阿甘正传》这部影片就是
让美国人回顾自己的历史，
重新审视自己。
阿甘在此片中被塑造成一个天生弱智，
却具备了人类最优秀美德的人。
他坦荡的面对生活带给他的挑战，
在混乱中接受
锤炼，只冲着一个方向奔跑，最终跑向了他的终点。这是一部人生寓言，带给人
们欢乐的同时，引发了广泛的思考。
在这部影片中，
人物造型有很强烈的对比。
阿甘的形象出现时一般是清爽整
洁的，
与影片中出现的其他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汤姆汉克斯成功的塑造
了一个先天性智力残疾，
却朴实真挚的阿甘。
幼年时阿甘拙笨，
说话缓慢而坚定，
而成年的阿甘说话滔滔不绝，
包含了一种绝对的自信。
珍妮，
她一直是阿甘的天
使，正因为听了珍妮的话，阿甘才能永不停歇的跑着。但是与阿甘不同，她的生
活始终是随波逐流居无定所的，
她从生活上到精神上都是个流浪者，
找不到自己
的位置。
她想成为歌星，
却只能在街上或者色情酒吧里卖艺，
与一帮狐朋狗友们
吸毒。她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色情，暴力，毒品这些负面因素。所以影片塑造出
的珍妮的形象总是阴暗的，
模糊的。
但是她对阿甘又是真诚的，
所以在影片结尾
处，
珍妮的形象又回归了初识阿甘时的纯洁美丽。
丹中尉，
一开始出场便是狂野
的，
翻脸如翻书，
上一刻还在开玩笑下一刻又在严肃的下达命令。
他在战场上一
门心思的求死，
延续他家族的“光荣”捐躯历史。
在做完截肢手术后的丹中尉异
常绝望，
他认为生活的希望全都结束在了战场上，
他本该死在那里，
对阿甘的救
命之恩完全不领情。
从战场回来后变得有些神经质，
穿着邋里邋遢，
说话粗声粗
气，宣泄着他的不满。但是在新年夜里，他的悲伤抑制不住的外泄，让观众感受
到他真正的内心世界。
后来在海上他与风暴进行搏击，
又以不屈不挠的反抗者形
象出现。
最后“他和上帝讲和”后，
以及在阿甘结婚时出现的形象是温和的，
这
是他在经历人生几大起伏后回归本性的表现。
影片的拍摄技巧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在体现珍妮和阿甘两个人的生活时，
经
常用不同的光效和色调。
在阿甘的生活中，
大量的运用暖调。
而珍妮的生活片段
则运用较多的冷色调。
影片中多次出现阿甘跑步的画面，
跑步在这部片子里面算
是出现最多的动作段落。
第一次跑步，
阿甘摆脱了他腿上的支架，
在这一场景中
依旧出现大量的绿色，背景拥有很清晰的轮廓，自然的和谐美丽使人心情明朗。
第二次他得到了橄榄队教练的青睐，
随后凭借着跑步这一特长，
为橄榄球队赢得
了比赛的胜利，
在这一场景中出现了大块的红色和黄色，
观众席上也是大片大片
的红色标语，把球场比赛热烈气氛烘托起来，让人兴奋。依旧是暖色调为主。随
后是越战中他在丛林中奔跑，
救了自己的战友们。
这里也是使用大量的绿色和黄
色，并且光线充足，线型较为清楚，营造出很好的光影效果。与阿甘的生活段落
色彩刻画相比，
珍妮的生活环境大部分降低了色彩的明暗度，
表现起其生活的压
抑，同时体现珍妮本人内心的消极厌世。影片通过这种明暗，色调的对比方式，
暗示了阿甘与珍妮两人个性的相悖与命运的走向。
而在最后，
珍妮重新回到阿甘
身边的时候，两人的内心世界逐渐相统一，珍妮场景的色彩也与阿甘趋于一致，
光效也统一使用了自然光效。
珍妮一身白色裙子向阿甘走来，
色彩又如同两人幼
年的时候，白色与绿色相间，开阔明亮，充满朝气。让观众明白珍妮的生活已经
不像从前一般，
而是以一种更乐观的方式面对人生，
也喻示了珍妮经历若干波折
后的精神上的重生。
影片通过对光线与色彩的配置，
更加完美的塑造出人物性格，
也表达了导演的意图和影片的主题，
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同时能激发观众的想
象里，
让观众潜意识的接受这些暗示信息。
色彩与光效的使用也推动了叙事，
增
强影片真实感，加强了影片的观赏性。
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想必也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那根飘浮着的羽毛。
这根羽毛也多次出现在镜头当中。
影片一开始便以羽
毛作为视线引导，镜头追随羽毛，一直到人物出现。结尾处，羽毛又随风而起，
飘荡到更远处。在《阿甘正传》的一开场，一根羽毛引导观众的视线，同时出现
了开场音乐，
钢琴的轻盈与小提琴的柔美融合在一起，
为“羽毛”塑造出声音造
型，
也推动着影片的气氛。
随着羽毛的起伏，
观众感受到的音乐也是如羽毛般飘
忽不定，随风飘荡，正如生活一般充满了不确定感，难以预料。而在影片结尾处
又重复出现这一主题，此时，音乐的含义却多于开头，有了一份对生活的感慨，
多了几分感动。生活就像这根羽毛一样，或随风飘荡，或落于尘泥，我们无权选
择它的方向。但是我们有权利选择如何面对。
在美国的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种族歧视的问题。种族问题也是《阿甘正传》中
的一个重要元素。
首先是阿拉巴马的民权运动，
州长华莱士拒绝黑人入校，
但最
终妥协。
在开往军营的车上，
观众可以看到车上都是白人与白人坐在一起，
黑人
与黑人坐在一起。
阿甘在车上碰上了从前在校车上一样的钉子。
最后他和黑人巴
布坐在一起，
这也是他在军营中唯一的好朋友。
巴布的祖先都是做虾的，
在饭店
里给白人端菜。
在阿甘送给巴布母亲股份之后，
人物关系转换了，
换成了白人给
黑人端菜。种族问题以一个幽默的报复方式呈现处理。
电视在这部影片里成为重要的叙事手段，通过它，展现了美国当代的政治文
化包括阿拉巴马州民权运动，
华莱士被射伤，
肯尼迪总统接见全美大学生橄榄球
队，约翰逊总统接见越战功臣，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福特总统被刺杀，尼克松水
门事件，
还有登月„„电视新闻经常作为一个剪辑点建立起镜头与镜头，
段落与
段落只见的关系。
在叙事上，
也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为我们呈现出美国社会
状态——暴力冲突严重，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的真实情况。
声音是一部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人声在影片中表现为对话和旁白以及
内心独白，整个故事由阿甘的旁白来讲述，阿甘的声音柔和，平缓，情绪起伏不
大，
娓娓道来，
奠定了整部影片舒缓平实的基调。
幼年时的阿甘，
说话有些木讷，
字字清晰，虽然拙笨但是很朴实。阿甘总是重复“笨有笨的的作为。”，这句话
塑造出了阿甘自信的性格，
而“我更加的思念珍妮。
”这句话贯穿影片始终，
成
为珍妮场景与阿甘场景的剪辑点，
连接两个人的关系，
推动了情节发展，
也让我
们看到了一个感情专一，
真诚的阿甘。
而电影音乐，
也记述了这一时代最有代表
性的音乐——摇滚。
电影中的摇滚音乐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帮助影片叙事推进影
片节奏，
也同样发人深省，
突出了人道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
音响为影片增添了
生活气息，阿甘的场景中，总是宁静的，充满自然的气息。而珍妮的场景中，充
满了城市噪音，
是浮躁而喧闹的。
这些场景中，
导演想要表达的是对现代工业的
排斥与对自然的向往。
影片中关于漫漫人生的种种韵味，苦与乐、生与死、战争与爱情、冷
漠与
友谊、成功与失败，伟大与卑微，值得我们去一辈子细细品味。在我们骄扬跋扈
时，在我们患得患失时，在我们迷惘彷徨时，在我们伤痕累累时，我们想总可以
在满目的荒谬之中苟活下去，
就冲着阿甘这个理由。
我们还要尽我们的所能，
让
更多人知道阿甘的故事，
纵然这世界走到尽头，
必然是消失于无形，
但活着的人
总需
要一缕希望的曙光。或许人生就像那根飘浮的羽毛一样，要么飘浮不定，
要么乘风破浪，但是人生也像那根羽毛承载着我们的希望。
电影理论的本体论
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勃兴使电影理论空气为之一变。以法国的A.巴赞和美国的S.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纪录派理论从50年代起取得了堪与蒙太奇理论相颉颃的地位。
巴赞首先是一位影评家，但他的影评文章超出了实践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留下的大量电影论文被编选成 4卷集《电影是什么？》。
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和长镜头理论（或称场面调度理论），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
电影本体论力求证明电影的“本体”实质，电影和存在、电影和现实的联系。持有本体论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除巴赞和克拉考尔外，还有美国的O.帕诺夫斯基和S.卡维尔等，但其中以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理论体系为最完整、最有影响。
巴赞认为，电影本质上是“真实的艺术”。他在选集的序言中指出：“我们必将从照相影像开始，它是最后的综合体的基本元素，然后以此为起点，简略地提出一种关于电影语言的（哪怕算不上理论，也至少是）分析，其立论基础是假定它具有内在的真实性。”
巴赞论证说，照相术的发明使人类长期以来企图创造出一个符合现实原貌、而时间上独立自存的理想世界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因此,从绘画过渡到照相术时,最本质的现象是心理因素，它完全满足了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愿望；人们终于获得了一门“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的艺术。以照相术为基础的“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
巴赞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找到本体论理论的最好实践例证，指出艺术家真实地再现现实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创造任务。因为传达关于人和社会的实况并不比传达主观视像更容易些：“艺术中的‘写实主义’形式向来都首先是具有深刻‘审美意义’的形式。……在艺术中，现实如同想象一样，是艺术家独有的财富，而把现实的具体内容体现在文学或电影作品之中，并不比体现想象的最离奇的梦幻更容易些。”
在电影本体论的基础上，巴赞构筑起他的长镜头理论大厦。这一理论的两个中心论点是：①反对蒙太奇至上论。②强调现实的多义性。
巴赞激烈地反对爱森斯坦等人的蒙太奇理论。他指出,电影从蒙太奇开始才成为一门艺术的名言,曾暂时起过积极作用，但它的效能已经发挥殆尽。蒙太奇是文学性的和最反电影的手段。电影的特性就其纯粹状态而言，相反地正在于摄影上严格遵守空间的统一性。但是他并不绝对反对使用蒙太奇，而认为蒙太奇在电影中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创造必要的不真实性。这是因为电影的一部分功能是使观众享受幻想的乐趣，如果太真实，就完全排除了幻觉。因此，他觉得可以提出下述原则作为美学的规律：在必须同时表现动作中两个或若干因素才能阐明一个事件的实质的情况下，运用蒙太奇是不能容许的；一旦动作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形体上的接近，运用蒙太奇的权利便告恢复。巴赞的蒙太奇界限论是以现实的多义性为依据的。他指出，现实是多义的，而蒙太奇从根本上反对多义性，这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
巴赞强调现实的多义性是为了要求影片创作者通过选择来突出事件的含义。他认为，电影叙事单元不是镜头，而是事件，这是具体现实的片断，而现实本身是多面的、多义的，一个事件的确切含义是在悟出它与另一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后才能逆推出来。他还认为，虽然电影确实大抵只能从外部把握它的对象，但是它有千百种手段去处理客体的表象,能清除所有模糊的含义,使事物表象成为反映一种单一的内心现实的符号；银幕形像存在的前提是情感与情感的外部表现之间具有必要的、明确的因果关系。
巴赞认为，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悟出”其“确切的含义”的人，应当是观众。而要做到这一点，观众在看电影时就必须对画面的内容有选择的权利。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予观众这一权利。巴赞以O.威尔斯的影片为例，指出，这位导演在《公民凯恩》里用景深镜头来刺激观众，这种技巧迫使观众去使用他们自由的注意力，同时也使他们觉察到事实的多重矛盾，这就使其景深镜头具有三重的真实，即本体论的真实、戏剧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他称赞《安倍逊大族》，认为其镜头段落绝不是仅仅消极地拍下同一场景中的动作，它拒绝分割事件，拒绝按空间分解剧情发生的地点，这是一种积极的手法，其效果比经典的分镜头可能产生的效果更要好得多。
S.克拉考尔是另一位原为德籍的美国电影学者。他了巴赞的理论前提，根据自己40多年的“观影经验”，写出了《电影的本性》(1960)，把纪录派理论发挥到了极至。
克拉考尔说，他的电影理论是一种“实体的美学”，而不是形式的美学。他关心的是内容。他的立论基础是：“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纪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
和巴赞一样，克拉考尔也抛开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来看待电影，但比巴赞走得更远。他断言说，传统艺术观念“并不、也不能适用于真正‘电影化’的影片”，因为传统的艺术是“从上层到基础”，即从思想意图出发来消化物质现实材料，而唯独电影是“从基础到上层”，即从对物质现实的如实反映开始，最后走向某个问题或信念。因此，“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于寻常的艺术”，“是唯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
克拉考尔的理论目的是通过对各类电影的审查，找出一条最符合电影本性的发展电影的路线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电影的材料与方法，摒斥了一切“非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树立起他的“电影化的”标准，最后在人类活动的总的背景上论证了电影的规律和可能性。
克拉考尔用“物质现实的复原”来概括他的“电影化”的概念。为了达到“复原”的目的，他只允许电影发挥“纪录”和“揭示”两种功能，而排斥一切经过艺术家设计的、有明确思想意图的、在故事结构上有头有尾的影片。即使是纯视听形式的实验影片也在受排斥之列，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影片固然倾向于避免讲述故事，但它们在这样做时却很少考虑电影手段的近亲性，忽视摄影机面前的现实；它们废除了故事的原则，只是为了树立艺术的原则，在这次“革命”中也许艺术得到了好处。电影则一无所得。
在克拉考尔看来，最“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是“找到的故事和插曲”。所谓“找到的故事”有3个特征:①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构想出来的；②它是自然素材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元素，很少有可能发展成一个独立自在的整体；③它能再现出我们周围世界中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使其通过摄影机的揭示而从生活流中实现出来，继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
克拉考尔深深意识到，他给电影规定的严格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遭到反驳，因为他对一切“非电影化”的题材的排斥，除了依靠他自己对电影的独特信念和热情外，无法在电影理论范围内找到任何根据。于是他便转而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变迁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论证他的电影功能论。克拉考尔认为，看电影的意义在于使现代人有可能经验物质现实，把注意力从内心世界转移到生活的外部现象上来。现代人非常需要这个“转移”，因为他们患了“思想空虚症”和“认识抽象症”。他认为，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过去3或4个世纪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变化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共同的信仰渐失人心，一是科学的威信稳定上升。由于现代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他们对理性的作用发生了怀疑，趋向于反理性主义；另一方面，科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把现实现象数学化”，把事物的具体的物质内容化为抽象的认识。这两者最后使观代人成为对观实漠不关心的“孤独的人群”。唯有电影才有可能帮助人们“通过摄影机来经验这个世界”，使它从冬眠状态中、从虚假的不存在状态中彻底恢复活力。
J．米特里 在对电影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最新一位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电影教授 J．米特里。他的两卷本著作《电影的美学和心理学》出版于1963年。其中广泛地论述了50年来电影理论所涉及的一切问题，评述了多种不同的论点，有明显的综合性质。根据法国电影研究家C.麦茨的概括，米特里在他的著作中主要论述了10大问题：①现代电影；②主观镜头；③电影中的有声语言；④电影音乐；⑤电影中的彩色；⑥纯“视听”影片；⑦电影对戏剧程式的逐渐摈弃；⑧电影与戏剧；⑨电影与小说；⑩隐喻、象征、语言。
米特里的综合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以爱森斯坦为代表的蒙太奇理论和以巴赞为代表的本体论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调和。他对影片作了历史性分类，即“蒙太奇”影片和“时空连续拍摄”影片，认为这是电影表现手段的两大形态，但不是水火难容的。指出这两种美学的对立只是强调了在电影手法上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差别。一种形式在电影中相当于诗的语言，另一种形式相当于小说的语言。显然，两者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不论小说家要说什么，总是躲在主人公身后，隐藏在表面的真实性之后，他的一切努力就是旨在创造或再创造这种真实性。诗人则不然，他直接表达思想，他和事实一起，而不只是通过事实来说话。米特里更倾向于蒙太奇理论。他说：“我们首先要反对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为了捕捉住‘真正’的现实，想把电影变成一种纯粹纪实的手段,一种纪录行为的机器。在一定程度上,电影是纪实的,但幸而它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它存在的条件绝对不让它这样。当电影纯粹纪实时，它必然损害艺术。”他批评巴赞在反对蒙太奇理论时“似乎总是选择坏影片中一些表现手法加以攻击和贬斥”，“这种做法导致他把表现方法的应用不当归罪需的。但他反对“把蒙太奇效果视为电影表现形式的核心。”“把它视为一般美学的基础，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表达个人风格的手段”。他指责了爱森斯坦早期著作中的“杂耍蒙太奇”理论，强烈反对把蒙太奇手法同语言进行类比。他认为电影中的每一个抽象意义都必须植根于我们的真实感觉，想要利用蒙太奇来担负语言的工作以传达抽象的概念，那是对电影媒介的误用。为此，他详细列出了各种不同的蒙太奇，指出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有违于电影的本质的。
电影理论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克里斯兴麦茨认为,在米特里之后,电影理论应当进入“第二时期”，从全面的、概括性的研究转入精确的、科学性的局部的研究，即建立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
在电影研究中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相提并论，一是因为，一些结构主义者，如麦茨、 P.沃伦、 B.尼柯斯、U.艾柯和克莉思托娃等，本人就是符号学家，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对电影作符号式的分析；二是因为一般性的符号学研究中往往掺杂一些结构主义哲学的因素。
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电影作一般的理论研究,力图给电影建立科学的基础;二是运用这个科学对具体影片进行结构主义式的“读解”分析。麦茨的著作《论电影中意义的显现》(卷1,1968；卷2,1972)和《语言和电影》(1971)等是最有代表性的。
麦茨把电影研究分为两种,一是广义的电影研究,这包括电影和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如技术、工业组织、电影检查、观众反应、明星崇拜等。广义的电影是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物理、化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狭义的电影研究，仅指电影本身，不涉及影片制作的复杂程序和电影引起的种种现象。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即只限于对电影动力的内在研究,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科学”,即研究电影如何将其内含的意义传达给观众，并为这种传达制定一个清楚的模式，找出构成电影经验的规律。
麦茨认为，电影的核心是“意义的显现”，即“经由符号系统来理解影片所传达的信息的人为过程”。电影的“意义的显现”的特性决定于电影的独特的“表现材料”。它既非现实本身，也非蒙太奇，而是“ 5个材料频道”：①多样的活动摄影影像；②我们在银幕之外看到的一切文字资料;③录下的语言；④录下的音乐;⑤录下的噪音和音响效果。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些“材料频道”的“混合的意义”。
麦茨反对把电影说成一种语言，他否认电影有任何“文法”可言，但他赞成用语言学的原理来研究电影，并采用了一系列语言学的术语，如“符码”、“信息”、“系统”、“符体”、“并列组合”等，其中最关键的术语是“符码”,它是符号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所谓“符码”并不存在于电影中，它是信息据以传达的逻辑关系，是符号学者研究了一系列影片后将影片中起作用的规则加以归纳整理编造而成的。所以“符码”是“表现材料”发生意义、发出信息的逻辑形式。符号学就是根据编出的“符码”（表演、灯光、走位、摄影机运动）还原影片中的信息的。
麦茨认为“符码”有 3个基本特性：一是“独特程度”,如“平行蒙太奇”是电影的独特“符码”,为其他艺术所不可能有。二是“不同的普遍性层次”，如全景镜头属最普遍层次，但西部片中的牛仔裤、西部景物属特殊层次。三是“会下降为次符码”。“次符码”是对“符码”的一种用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片里，“独特符码”和“普遍符码”都会有不同的用法。根据这一解释,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一般性理论研究就要分析每个“符码”的“独特程度”、“普遍程度”和“符码”间的相互作用；当用于对具体影片的“读解”分析时，则要指出无数“符码”在作品中系统地安排和交结的情况。因此,麦茨说:“电影是所有符码加上其次符码的总和”，这个“总和”能从电影的“表现材料”中制造出“意义的显现”，电影理论就是赞成某些“符码”而反对其他“符码”的“检查制度”。而电影史就是由过去采用过的“次符码”组成的。
生活中的难题，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解决，看完本文，相信你对 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知道它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还想了解美国电影本性的其他信息，可以点击若米知识其他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