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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老电影大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介绍

导读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介绍优质回答1946年以前阿尔巴尼亚仅有16家私人电影院,上映的都是西方国家的影片。1946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建立和发展民族电影事业。开始拍摄纪...

今天若米知识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阿尔巴尼亚老电影大全,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介绍

优质回答1946年以前阿尔巴尼亚仅有16家私人电影院,上映的都是西方国家的影片。1946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建立和发展民族电影事业。开始拍摄纪录片。1952年7月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建成,改变了初期只生产新闻片的局面,早期比较好的纪录片有《542号钻塔》(1957,曾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奖)、《阿尔巴尼亚之光》(1958)、阿苏两国合拍的《光荣的道路》,大型彩色纪录片《阿尔巴尼亚》及《繁荣吧,阿尔巴尼亚!》等。

《伏击战》表现了阿尔巴尼亚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哪一场战役?

优质回答《伏击战》是1970年译制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

影片在国内公映的片长只有一小时零九分,作为故事影片,实在有一点太短了。

它看起来像是纪录片,但实际上是一部故事片。

它主要表现了阿尔巴尼亚的一支游击队奉命去伏击一支德军机械化部队,整个电影就是表现这一场战斗的过程。

这部电影在国内放映时,立刻得到了主流媒体的一致叫好。我们先浏览一下当时报纸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解放日报》1970年12月3日刊发评论:“弱国打败强国的颂歌——赞阿尔巴尼亚影片《伏击战》”。

《人民日报》1970年12月5日刊发评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伏击战》观后”。

《北京日报》1970年12月6日的影评标题是:“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文汇报》1970年12月8日登载的文章标题是:“山鹰展翅敌丧胆。”

影片里的游击队与强大的德军相比,实在称不上是一支对等的部队。影片里的这一支着装不一、子弹欠缺、食物匮乏的部队,几乎是拼尽全部的人力与物力,与德军展开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

电影里的这一场战斗,是一个有着更深意图的整体战役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电影里的人物对话里,感受到这一场战役的目的,不过是起到“围魏救赵”的用意。

影片里的政委对游击队的战斗形势作过如下的分析:“参谋部通知我们,有一支德国机械化部队和突击队要在本月26日以前到达这个地方,纳粹匪徒就是想从我们部队的背后出去,敌人的大部队,已经被击溃了,完全垮了。”“我们主要的打击力量集中在他们前头,阻止他们前进。”

在下面另一个场景中,政委继续对战斗的目的进行了阐述,这是对普通战士讲述的,所以比上面传达的通知还显得通俗易懂,且有鼓动性。

其鼓动性的形势分析称:“敌人冬天的攻势遭到惨败以后,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向我军进攻,但我民族解放军正在进行反击,也同样把纳粹蠢猪的第二次侵犯打得落花流水。党交给我们一个主要任务,我们的游击大队正在战斗,并已经击溃了敌人的主力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狙击敌人机械化部队对大部队的进攻。”

从两个场景里的形势分析来看,游击队面临的局势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可以看到,德军展开了冬季攻势,第一波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第二轮敌人的进攻又已经开始了,而且德军一直在追着主力部队打,而这支游击队的目的,就是完成上级交给的狙击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任务。

这是一场伏击战,但更像是一场狙击战,所以战斗的凶险可以从影片里的背景交待中大致地看出来。

电影里所说德军的冬季攻势,是从1943年11月开始的,持续了近三个月。影片里提到的本月26日德国机械化部队将到达本地,应该指的是1944年1月26日这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这里,我们跳出电影,看一下,当时阿尔巴尼亚的战争形势,也由此探究一下,电影里的战斗场景是不是有夸大的嫌疑。

实际上,提前在这里说一下,应该说电影还是忠实于 历史 事实的,表现了当时阿尔巴尼亚游击队面临的敌军围困重重的严峻形势,唯有杀开一条血路,才能拯救岌岌可危的游击队。

所以史书在提到这一段德军发起的冬季攻势的时候,特别强调,这是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在二战中最艰难的日子。

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之前,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所以,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反映早期游击队斗争的影片,占领军都是意大利军队,包括《宁死不屈》里讽刺“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台词,针对的都是意大利侵略者。

意大利投降之后,德国军队立刻从相邻的南斯拉夫与希腊抽调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填补意大利投降之后的军事真空。

据英国人所著的《关于希特勒为何战败的秘密报告》一书提供的资讯:当时,德军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这些巴尔干地区,共有20余个师,总兵力达60万人,接近西线总兵力的一半,兵力还是挺强大的。

希特勒的兵力明显是不够用的,所以这么20余个师,就在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之间搬来搬去,拆东墙补西墙,意大利反戈之后,德军更是捉襟见肘。

当时德军主要将部队放在南斯拉夫,围剿铁托的游击队,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确实要比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要强得多,让希特勒伤透了脑筋,还不得不从苏联战场抽调兵力,加强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围剿,而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则弱得多了,人数不能与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高时达30万的人数相比。

同时,德军也将一部分部队放在希腊,以防止同盟军登陆。

这种布局,与当时德军面临的战争状况有关,一方面,苏军熬过了库尔斯克最大的坦克胶着战的困难阶段,有了喘息的时间,有能力发动进攻,牵制住德军,使德军不得不准备从南斯拉夫开始撤军,另一方面,盟军在意大利的登陆,也使德军开始防备盟军如法炮制,在希腊登陆,这样德军在阿尔巴尼亚周边的重点,是放在南斯拉夫与希腊这一片地域,当意大利投降后,德军立刻抽调军队,侵占阿尔巴尼亚,并在冬季围剿中出动了四个师,人数达到4.5万人,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人数只有2万人左右。

同时,德军在阿尔巴尼亚为了显示不是占领者而是解放者,也对当地人较为客气,这也是我们在《战斗的早晨》里看到阿尔巴尼亚的孩子,可以在德军巡逻队的眼皮底下,嬉戏玩耍,毫无恐惧之心。

德军重兵围剿,而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条件非常差。在影片里交待了游击队员没有鞋子,队员在开玩笑的时候,总是拿没有鞋子开玩笑。

同时也没有食物,在影片里有一个场面,机枪手苏洛在与伙伴们分吃食物的时候,他示意队友,把一点点食物,送给对面的一个漂亮的女游击队员。

这也是电影里的朦胧的一点爱情暗示,当这个女游击队员露出她的面颊的时候,确实是明眸皓齿,靓丽夺目。

在后来的狙击战中,苏洛操着一挺机枪,压迫着向山上发起冲击的德军,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甚至能独挡敌人的炮火攻击。

只是没有子弹,当时这名女游击队员带来了少量的子弹,然后操纵机枪,射杀敌人,但是眨眼之间,这名女游击队员便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倒在了机枪上,构成了电影里的一个颇为伤感的镜头。

之后,苏洛在电影里也成为压轴结尾,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面对德军上校狰狞满面地冲上阵地,他与敌人的同归于尽。

电影镜头里,没有表现他是如何对付那个老谋深算而又孤注一掷的德军上校,镜头从苏洛的头上越过,抬向天空,然后传来一声呐喊声,可以猜出的内容,是他抱着德军上校,一起坠下山崖了。

电影很快匆匆结尾,只见游击队员从山巅上冲刺而下,杀向敌人,战争结果如何,电影里没有交待,但是在电影前面提供的情境下,德军的大部分力量还没有消灭,武器装备还没有受损,这时,游击队冲锋出击,如同以卵击石。

电影意图通过德军上校被铲除掉了,敌人已经群龙无首,按照《三国演义》的叙事手法,是必败无疑了,但现代战争,显然不是这样一将落马、便大获全胜这种逻辑平移的,所以阿尔巴尼亚电影的结尾往往是戛然而止,在中国观众那里获得一个并非浪得虚名的“莫名其妙”的风评。

从史实上来看,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主要采取是突围战与机动作战,影片里的伏击战根本不成熟,它的伏击目的,只是为了狙击敌人。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摆脱敌人的围剿。

从《伏击战》的交待看,德军防备甚严,机械化部队出击之前,前出先锋队,侦察村庄,封锁道路,四处查看,部队也是稳步递进,遇到伏兵,及时增援,游击队连到伏击战的地点,都必须绕开德国人到处警戒的路口,不得不通过攀援峭壁,才越过山峦阻碍,到达伏击地点。

从影片的交待来看,德军被围困后,在开始的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立刻组织了有效的炮火还击,还采取迂回包剿、占领制高点的手法,使游击队的伏击渐渐地陷入被动。电影结尾处让人意犹未尽,根本感受不到游击队伏击战泰山压顶的成功效应。电影最后依靠的是人海战术,比划一下冲下山去的激动人心场面,但能否制胜,仍是一个悬案。

据《阿尔巴尼亚史纲》记载,这一场冬季战役以游击队节节败退为结局,可见,影片里的游击队要展开一场伏击战是相当困难的,《伏击战》这部电影记录了这一场惨烈的战争全景,折射出当年抗击德军几乎是一场啃骨头的拼掉老本的血战。

从电影手法来看,《伏击战》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比较平庸的一部,它对人物基本没有什么刻画,镜头调度也是采用了纪实性的手法,人物交待不清,战事也是敷衍了事,但是在当时看惯了中国式游击队战争片的情况下,这样一部全程的纯粹战斗的影片,还是给中国观众带来了新颖的观感。

观众记忆深刻的包括那个留着希特勒小胡子的阿尔巴尼亚所谓卖国政府军成员,在遇到危险时,上演了一幕幕逃生必杀技,包括在车内压低身子,躲避枪弹,后来又从车上挣扎着身子,蛇行下车,接着展现葡伏在地、钻入车肚的尺蠖逃生术,但最终在逃生路上,遭遇德军上校,他见势不妙,扭头而走,被德军上校开枪打死,完成了这个漫画式人物的在电影里形象贡献。

而影片里开始的时候,还出现一个志得意满的年轻德军军官,衣扣上悬着铁十字勋章,从他的对话中来看,他曾经参加过入侵法国的战斗,所以他在影片里不失时机地嘲笑了一下法国人,说他进军法国的时候,“那些法国人都吓傻了。”

可以看出,这个年轻军官,正是后来好莱坞与西欧电影里那些出没在二战重点战事中的德国军人,他们在电影里出现的地域,确实是西方二战片英雄的主要战线收获场所,而在这些影片中,是没有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抗击法西斯英雄什么事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也深知自己的游击队战事,在二战的 历史 中,占据不了多大的空间,这种心态,该如何在《伏击战》里表现出来?

我们看到,影片里在阿尔巴尼亚多呆了三五个月的德国上校不失时机地讽刺了那个得意洋洋的年轻军人:“在阿尔巴尼亚,你得铁十字勋章很难,但坟上的十字架倒很容易得到,连送葬的也没有。”

电影的潜台词是说,阿尔巴尼亚的抗战,不玩虚头,而是玩实在的,是货真价实的消灭敌人的场所。

虽然二战史,对巴尔干诸国的抗击法西斯的史实一笔带过,但阿尔巴尼亚电影《伏击战》却借助德国人之口,表达了他们打击的敌人,是真正的对手。

这也是电影的巧妙之处吧。

总说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看不懂,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神作?

优质回答观众们提到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首先必提的是《第八个是铜像》,笔者曾经对此作了一点分析。

几乎是同时,当年的观众还要提到另一部看不懂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这就是《脚印》。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竟然在观众那里得到众口一词的感受?

《脚印》这部电影是在1971年在国内公映的,算是比较早期的阿尔巴尼亚电影。

据《上海文化年鉴 1992》后附录的“上海文化史大事记(1966 1976)”记载:1971年11月28日,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7周年,上海即日起上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脚印》和《勇敢的人们》。

在浙江的一本文化志里,也提到:1971年12月17日,为配合阿尔巴尼亚解放27周年纪念活动,杭州市上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勇敢的人们》和《脚印》。《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广阔的天地经风雨,矫健的山鹰在翱翔——<勇敢的人们>观后》和《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争夺战——<脚印>给我们的启示》。

更早一些的评论,出现在全国的大报上,我们看看当时的评论标题。

1971年12月2日《解放军报》:前进在革命化的大道上。

1971年12月5日《北京日报》:光辉的道路。

1971年12月7日《文汇报》:前进的步伐。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永不停止的脚步。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的光辉道路。

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来看,电影应该是主题积极,黑白分明,简单干脆,怎么会生出“看不懂”之说?

而实际上,对这个电影“看不懂”的呼声,可以说在我们的耳边不绝如缕,时有所闻。

这部电影受到中国观众的广泛欢迎,在《话说周晓文》(毛果著)一文中,介绍中国导演周晓文的电影启蒙历程,引述了周晓文的回忆: “《多瑙河之波》看得最多,不下十几遍吧!《脚印》看了七,八遍。”

看了多遍,应该有看不懂的因素在内。

再看《“文革”记趣》(作者:钟利戡)一文,作者就直指:“阿尔尼亚有部《脚印》的影片,放映看完,多数人不知所云。”

在《划痕的岁月:表述我们难忘的记忆》(高峰著)一书中引用了剧作家金作人的一封信,提到:“‘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这是观众在看完《脚印》之后得出的结论。该片采用了大倒叙和时空交错的结构方法,看惯因果式线状结构影片的中国观众很难适应,当然,阿尔巴尼亚其它电影中镜头的快速切换,人物及细节交代的简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而在叶圣陶与叶至善合著的《叶圣陶家书》中,也有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钱钟书当年在《围城》里讽刺:名人写信,有一种表演欲在内,都考虑日后发表的。

不能说叶氏父子当年连篇累牍写的通信,没有想到日后会出版。我们今天在两个人的书信中,正看到父子俩在 历史 的孤寂中,作出热闹的双簧式表演。

因为是表演,所以,他们之间写的书信并不一定是心中所想,不过,也能大体看到一点时代的印痕。

在叶至善的信中,提到了阿尔巴尼亚的这部电影。

1972年5月10日叶至善的信中写道:“类似的故事,有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脚印》讲的是一位医生思想的转变。这位医生出身是好的,手术非常高明。他认为救活过不少人,受人感激、尊敬,都是应该的。后来他医治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在一次事故中为了抢救他的同事,炸掉了两条腿。手术过后,医生去查病房,正好那几个被救的同事来探望那个工人。他们一见面就谈技术革新的事,医生感到非常奇怪:这些人不是这个工人不顾自己的死活,把他们救出来的吗?怎么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呢?真出于他的意料。他就把这件事对一个朋友说了,那个朋友回答得很好,说因为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像他那样干的。这个医生才悟到,自己离开劳动人民已经很远了,于是主动要求到边境去接受改造。这张片子就思想性讲,是相当高的。可是他们习惯于用倒叙手法,还有些不必要的穿插,使人不容易理清头绪。”

叶圣陶回信,如果有票,他是会去看的。可见对儿子的推荐,他还是感兴趣的,并没有歧视这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电影对中国的文化融入与介入,要比我们后来避而不谈、佯装不知的鸵鸟状态要复杂得多。

儿子看到父亲对他上一封信中所提及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有兴趣,在5月16日这封回信中,进一步阐述了电影的内容,这是所有先期看过电影的观众,都喜欢表现出来的心理趋向,他写道:“《脚印》那个电影,要看懂得花点脑筋。他是从一个暗杀案开的头,就是这个医生被暗杀了,有人怀疑他是自杀,处理这案件的公安人员认为必须经过调查才能定案。于是他访问了医生的父亲、妻子、同事、朋友,这些人都叙述了医生生活的片断,里面还插进了这些人自己的生活,因此看起来头绪很乱。爹爹去看之前,最好叫三午把故事大概说一下。这个主题用侦探片的形式来表现,实在没有必要。”

这里提到的“三午”是叶圣陶的长孙。其实按照叶圣陶的文字功底,看这样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完全能够自己消化电影里的迷津,用不着别人指手划脚,但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脚印》确实有一点“烧脑”。

与叶圣陶大师被怀疑成看不懂,倒是不少民众在这个电影里读到了他们需要的理解。

据交通技工教育研究会编《交通技工教育优秀文集》所收录的《师德在学生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作者:林景辉、魏雪芬)却把《脚印》作为文章的论据:“阿尔巴尼亚影片《脚印》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

可以看出,这部论文集是把《脚印》作为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言论来引用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然沿用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论点作为支撑自己理念的信息源,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

在毕熙东著《足球老纳:从德国到中国》中的一篇文章“足球不是轮盘赌——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之我见”中,作者也涉笔成趣地提到了《脚印》带来的记忆:“ 倒底谁造就谁在十年动乱期间,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有资格进口。我却记住了影片《脚印》中的一句名言:是医生造就了手术室,而手术室不一定就造就医生。本届世界大赛呈现出的纷乱现象,真个儿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

只是作者在这里发生了记忆错位,其实文中的这句话,并不是《脚印》里的台词,而是另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中的对白。这两部电影表现的都是医生如何离开大城市,来到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矛盾冲突也主要来自于夫妻之间,都是丈夫积极,妻子拖后腿,主题构思非常接近,所以才造成了作者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记忆。

而《脚印》当年就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撞击。

我们在《雷锋式的好战士黄观顺》(1973年出版)一书中,看到传主的一则日记,对《脚印》给予自己的教育冲击力,作出了记录与记载:“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看了阿尔巴尼亚故事影片《脚印》以后,我感到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它是教育我们青年人的一部好影片。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贪图安逸,更不能骄傲自大。要知道一个人的进步应归功于党和人民,而决不能把同志们帮助的结果看成是自己骄傲的资本。”

而更多的记载,出现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作者的笔下。上海作家殷慧芬在《梦中锦帆》中把电影《脚印》融入到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中,小说中写道:“李小蓉说也挺欣赏《脚印》里的那个外科医生,他潇洒才华出众,可惜他死了,他被人杀害了。锦帆说影片里的脚印象征了人生的足迹。李小蓉说哎哟我怎么没想到,我还觉得这片名文不对题我真傻。”

在毛寄萍所著《欲罢不能》(2007年版)中也写道了阿尔巴尼亚这部电影给人物带来的牵动效应:“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阿尔巴尼亚叫《脚印》的电影,女主人公向别人倾诉和丈夫的感情的那句话:结婚已经五年了,可是我们还像刚恋爱那样。她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感觉之中,开始的因为偷情而产生的忐忑,因怕别人发现而产生的恐惧,因行为越轨而产生的隐隐约约的罪恶感荡然无存。”

连环画也没有放过《脚印》,这本连环画标明根据阿尔巴尼亚电影改编,由王佩家改编,向群等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1月出版第1版,印数达到惊人的280000册。

这本连环画将电影里产生弄不懂的回忆场景全部删掉,理清了头绪,而且把无关的人物回忆也给省略掉了,倒是理解电影的一个比较好的通俗读本。

而就是这样一部不入今日电影界名流法眼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竟然也成为早年的电影教科书的成功范例,而今天这些范例,则大多数是唯好莱坞电影马首是瞻的。

在卜召林主编的《电影学简编》(1992版)中介绍“对话蒙太奇”这一技巧的时候,写道:

对话式蒙太奇也是比较经济、比较简要的处理方法。这样的画面组接,既推进了电影故事情节,又合情合理。这也是在中外电影史上大量运用的一种手法。下面是《脚印》中的情节。

护士:“阿尔丹大夫祝你成功。”

阿尔丹:“”。

“成功和失败往往是毫厘之差”,说这话的已是在另一个场景里的教授。

那么,赞声一片的《脚印》为什么叫人看不懂呢?

这一点,在叶至善给父亲的信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电影通过回忆介绍了牺牲在敌人枪口之下的阿尔丹大夫的生平事迹。

这种表现手法,与《第八个是铜像》如出一辙,甚至在《宁死不屈》里,也是通过主人公米拉被捕之后不断闪回的回忆,来表现过往的经历。

看来,阿尔巴尼亚电影很喜欢这种大面积的回忆手法,而正是这种手法运用较多的电影,就是中国观众看不懂的“重灾区”。

《脚印》里,开始是一个悬念的结局,阿尔丹大夫在边境地区行医时,突然死去,手上发现枪支,最容易作出的判断,是他自杀身亡。于是警察展开调查,通过走访他的父亲、妻子、同事及病人,来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动向,与《第八个是铜像》不同的是,《脚印》里的阿尔丹医生更具有《罗生门》的“视角决定观感”的色彩。

《第八个是铜像》是人物事迹互不干扰的并列式的拼盘式组接,而《脚印》则是人物事迹的因果式拼盘式组接,各组回忆里因回忆角度的不同,必然会有冲突的地方,这形成了《脚印》里的人物形象处于一种拨开云雾、移显换影的状态。

阿尔丹大夫在别人的多角度回忆中,性格与思想都是递进的,最后落脚点是证明了他是一个好大夫,而不是一个可能叛国未成的自杀者。

正如叶至善在信中所说,《脚印》采用了一个悬疑式的结构,并不一定是成功的。因为整个电影里,并没有什么刀光剑影的部分,而最后突然来了一段神秘的死亡事件,把一起思想冲突的电影非要拉扯上凶杀事件,这两者之间显得有一点不伦不类。

实际上,整个电影的回忆,就是说明了主人公如何从一个虚荣、自私、满足于个人幸福的医生,如何实现了价值观的转变,投身到服务 社会 的更有意义的人生之中。

这显然在后来的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转型变革中,证明这是一条非常难以实现的道路,而当下的阿尔巴尼亚民众,却把选择方向放在意大利、希腊这些二战中与阿尔巴尼亚为敌的国家,也就是电影里的叛逃者亟欲前往的国家。

也就是说,《脚印》里的大夫的思想转变,恰恰是逆行着现实中的民众的思想趋向的。

因此,《脚印》这样的影片,反过来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内民众却是想出国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歌颂的大夫那样,一心意图扎根基层。

所以说,英雄们的行迹与行踪,总是逆行着 社会 的趋向与思潮的。

电影里还通过一位姑娘之口,对那个时代作了总结:“我们的后代会羡慕我们这个艰难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年就等于一个世纪。”

其实事实上恰恰相反,现今的阿尔巴尼亚恰恰忘记了那个时代。

在电影里,英雄们被树立为榜样,告诉民众与世俗的选择的另一种相反的可能。这就是英雄法则的存在价值,好莱坞电影也概莫例外。

影响《脚印》里的大夫思想转变的因素,是电影重点表现的区域。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阿尔丹从开始时沉湎于个人主义与家庭小圈子里,发生思想转变,来自于以下几个因素:

大夫与同事外出游玩,遇到了童年小伙伴的妈妈,当年他们在乡里,得到过这位农村大娘的照顾,后来小伙伴牺牲在抗击法西斯的战斗中,这给了阿尔丹以传统教育,觉得自己不应该忘了本。这是促成他回乡行医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夫在收治病人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因为保护同事,而自己受了伤,断了条腿,大夫本来是救治病人的,但反过来也被病人所救治,这一点,使他改变了高高在上的观念,扭转了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上帝般的存在。

影片里,阿尔丹的父亲是一个军官,后来解甲归田,他对儿子的变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指出:“你把人民给予的荣誉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脱离人民,忘记是谁培养了你。”而同事也直指阿尔丹脱离现实,搞纯粹的理论研究,热心于维护自己的威望,而不是服务于民众。这些观念,在主人公触碰到病人的感人行为之后,迅速由理论转化为行动实践,从而实现了思想的转变。

《脚印》一片,虽然是局限于一个医生的生活,但是 社会 广度还是超乎寻常的。影片里,还提及了苏联中断了的援助,工厂通过自力更生,来应对突袭的困难。包括当时严酷的 社会 环境,边境地区的复杂形势,都能够映射出国家面临的现状。在这样的形势下,医生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边境地区服务乡民们,便使他的这种选择具有了整个 社会 背景支撑的纵深力道。

而影片里的凶手,正是那个曾经送吊灯给医生的所谓好友,影片在最后结尾中,略去了推理与侦察,直接把凶手给推了出来,这也是阿尔巴尼亚电影不屑于进行逻辑分析导致电影让人莫名其妙的原因之一。

《脚印》在一部简单的主题电影中,加入了那么多元素,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它的主题意旨,也让电影七岔八岔,枝节太过繁复,最后就让人得出“看不懂”的印象了。实际上,电影的主题还是非常鲜明的,当时报纸上对它的概括是很一锤定音,毫无歧议的,正说明它并不难被看懂,至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可能不一定梳理出电影叙事的脉络走向,但电影传达出的内容,还是一目了然的。

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年代

优质回答80年代现实的现代题材影片有所增加,有《上山的火焰》(1981)、《第二个十一月》(1982,意大利第15届青年儿童电影节得奖)、《延缓结婚》(1986)等。反法西斯影片有《秋天的责难》(1982)、《决定》(1984)、《三个穿斗篷的人》(1985)等。反映现实的现代题材影片有所增加,如反映新旧农村对比的《两个故事的范围》(1981),表现工人生活的《同志们》(1983),表现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爱情、家庭的《好心人》(1981)、《慈善的人》(1982)、《温暖的手》(1985)、《爱自己的名字》(1985),反映青年人教育问题的《幻想的安乐椅》(1985),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生活的起点》(1986)。儿童片有《我们的蒂尔同志》(1982)、《喜爱的房子》(1982)、《塔乌里亚想有妹妹》(1984)等。喜剧片有《判决》(198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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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若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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