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若米知识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菊豆电影时代,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张艺谋在导演界很有地位，都有哪些高质量的代表作？
答尽管第五代导演们的风格迥异，但如果要在其中选出一个名气最大，作品质量与数量最可观的人，张艺谋肯定是众望所归。这些年来名气日渐上升，他接连担任政治味道十足的60周年、70周年国庆阅兵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总导演，赢得“国师”的名号。
《老井》
由于张艺谋导演能力实在太过出众，导致许多网友都忘记了他曾在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摘得最佳男演员奖，成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影帝。
这部由吴天明导演的电影讲述了为弟弟换娶亲钱而娶了年轻寡妇喜凤的孙旺泉与巧英姑娘的感情故事，主演张艺谋凭借着质朴又准确的发挥获得观众好评与评委会青睐，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导演时调教新人演员打下了近乎完美的基础，包括周冬雨、巩俐、章子怡等许多合作过的演员都被他打磨出了耀眼的光芒。
《大红灯笼高高挂》
1987年张艺谋执导完自己的处女作《红高粱》后名气大增，时隔4年，他再次与巩俐合作，拍摄出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讲述了民国年间一个大户人家的妻妾争风吃醋引发出一系列悲剧的故事，其整体光影、构图均属一流，中国文化气息十足，有着极其隐晦的象征意味，在国内外都拿下了许多奖项，至今仍是国产电影的巅峰之一。
英雄
作为中国大片时代的开创者，《英雄》汇聚了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等众多顶级明星参演，讲述了战国时期，为了对抗秦国吞并，各地侠客欲刺杀秦王的故事。因为其内容晦涩，剧情较为散乱，上映后口碑两极化。
至今仍然是国内电影爱好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无论如何，《英雄》为张艺谋的电影履历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面对电影全球化与商业化时实现自我艺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电影产业化道路上的里程碑，后世的国产电影史上都会有其名字。
《影》
经过《长城》的失利，张艺谋口碑暴跌，隐隐有成为第二个陈凯歌的舆论趋势，此时，他拿出一部《影》成功堵上了悠悠众口。《影》一经上映便好评如潮，虽然还是有着张艺谋一贯的隐喻技巧，但得益于邓超等演员们的卖力演出，观众还是可以看到导演想要传达的思想的，而金马奖4个奖项以及8项提名的成绩也足以入围近几年来最为优秀的电影，不得不让人感慨张艺谋还是那个老谋子啊。
而最近张艺谋执导的新片《坚如磐石》已经放出首支预告片，这一次“国师”是否能再延续其票房实力呢？
《坚如磐石》张艺谋执导，由张国立、周冬雨、雷佳音等领衔主演的悬疑经侦电影。很难想象这个题材的作品从张艺谋导演手里拍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毕竟，这几年张艺谋的电影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作品，普遍形式感、仪式感很强，从之前的孙俪、邓超、郑凯、关晓彤主演的《影》就可以看出，张艺谋对电影的表达还没是之前的想法。
如果一个刑侦悬疑电影也深深的印上张艺谋的烙印，不知道是好是坏。不过，就目前的阵容来看，张国立、周冬雨、雷佳音领衔主演，就非常让人期待了。再看看配角阵容，陈冲、李乃文、许亚军、田雨、何政军都是铁打的实力派，演技自然不需要观众担心啦。只有孙艺洲相对薄弱，需要在老谋子的调教之下能让我们看到他演技迸发。
张艺谋哪部电影让你印象深刻？
答张艺谋的电影获得过很多的国际奖项，同时张艺谋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国际导演。张艺谋的电影作品包括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秋菊打官司、千里走单骑、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我的父亲母亲、英雄等多部很受推崇的电影。
当然这些电影从美学和摄影角度来讲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张艺谋对摄影极为热爱，在北京电影学院就是学的摄影系。那么在拍电影的时候，他运用摄影来展现自己独特的风格。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整体风格就是用红色跟黑色进行对比，暗示出了影片的主题，就是在一个封建的环境中女人的命运。
而影片《菊豆》中也是用了色彩来表现女人的情绪，当女人萌生暧昧的时候，就会用红色来表现，当女人变得失望的时候就会用灰色来表现，所以这也是张艺谋独特的色彩蒙太奇方法。
还有《一个都不能少》整个影片的颜色基调就是黄土地的颜色，这也说明电影中这个乡村的贫穷。黄土地上偶尔站立着穿着红棉袄的孩子，让乡土风情更加浓郁，也让看电影的观众体会到了浓浓的陕北风情。
但这些电影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张艺谋导演的《活着》，首先活着的摄影是用灰色调加棕色调来凸显民国时期的年代感。但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活着》里面的故事结构，这部电影是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改变的。小说基本还原了余华的的本意，而且葛优扮演的福贵少爷跟原著中的感觉很相似，只要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被葛优的演技所征服。
张艺谋用他非常擅长的摄影把活着这部小说用三种色调来表现，让人们感觉到这部冗长的故事变得有层次感了。
张艺谋获过什么大奖？
答1986年以前 《一个和八个》 《黄土地》 陈凯歌导演 张艺谋摄影 《大阅兵》 陈凯歌导演 张艺谋摄影 1986--1990 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老井》 吴天明导演 张艺谋主演 《红高梁》 张艺谋导演 《代号美洲豹》张艺谋导演 《古今大战秦佣情》程小东导演 张艺谋主演 《菊豆》张艺谋导演 《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导演 1991年 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之一 1991年 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秋菊打官司》张艺谋导演 《活着》张艺谋导演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导演 1996年 美国纽约《电影杂志》评选1995年度：世界十佳影片第一名 1996年 美国纽约《电影杂志》评选1995年度：全世界十部最佳影片第一名 《一个都不能少》张艺谋导演 1999年 第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1999年 意大利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狮奖” 1999年 天主教影评人“儿童与电影”最佳影片奖 1999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佳影片大奖 1999年 意大利《电影》杂志最佳影片奖 1999年 美国 国际青年文化中心，青年电影协会“青年与梦想”最佳影片奖 1999年 伊朗第十届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儿童教育三等奖 1999年 第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1999年 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99年 1998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 1999年 第23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 1999年 1999年度欧洲电影评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2000年美国“青少年艺术家奖”电影组织：1999年最佳国际电影奖 最佳表演奖(魏敏芝) 2000年 《日本电影旬报》：2000年世界十大最佳影片第三名 《日本电影旬报》读者评选2000年世界十大最佳影片第二名 《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 2000年 第五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 天主教和基督教联合颁发“人道主义精神奖” 2000年 意大利电影评论家协会，意大利记者协会“巴克大奖” 2000年 中国政府华表奖：最佳影片奖 2000年 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故事片奖 最佳女主角奖(章子怡) 2000年 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摄影奖(侯咏) 最佳美术奖(曹久平) 2000年 《日本电影旬报》：2000年世界十大最佳影片第四名 2000年 《日本银幕》2000年度： 最佳外语片第一名 最佳外国女演员 (章子怡) 2000年 《日本首映》2000年：世界十大最佳电影第七名 2001年 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观众评选大奖 2001年 伊朗曙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章子怡) 2001年 第19届伊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幸福时光》 张艺谋导演 2000年 西班牙巴利亚朵利德国际电影周： 评委会大奖 银奖(最佳影片第二名) 最佳女主角(董洁(blog)) 《英雄》 张艺谋导演 2003年 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阿尔弗雷德-鲍尔特别创新作品奖 2002年 第60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2003年 第75届美国奥斯卡电影节：最佳外语片提名 2003年 香港金像奖： 最佳摄影(Christopher Doyle) 最佳美术设计(霍廷霄 易震洲) 最佳服装设计(Emi Wade) 最佳动作设计(Tony Ching Siu Tung) 最佳音乐(谭盾) 最佳声音效果(陶经) 最佳电脑设计 (Ellen Poon, Murray Pope, Christopher Horvath, Jonathan Rothbart) 2003年 德国威斯巴登电影评价中心(FBW)：“特别有价值”电影 《十面埋伏》张艺谋导演 2004年 第11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 市场开拓奖、最佳女主角奖、优秀电影技术奖、优秀制片人奖 2004年 荣获美国艺术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和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 2004年 第62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2004年 第77届美国奥斯卡电影节：最佳摄影提名 2004年 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提名：最佳女主角、最佳非英语电影、最佳摄影、最佳布景设计、最佳时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效、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发型设计 张艺谋作品集 1983年 《一个和八个》 摄影 1994年 《黄土地》 摄影 1985年 《大阅兵》 摄影 1986年 《老井》 主演 1987年 《红高粱》 导演 1988年 《代号美洲豹》 导演 1989年 《秦俑》 主演 1990年 《菊豆》 导演 1991年 《大红灯笼高高挂》 导演 1992年 《秋菊打官司》 导演 1993年 《活着》 导演 1994年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导演 1996年 《有话好好说》 导演 1997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节日歌剧院 大型歌剧《图兰多》 导演 1998年 北京紫禁城太庙 大型露天实景歌剧《图兰多》 导演 1998年 《一个都不能少》 导演 1999年 《我的父亲母亲》 导演 2000年 《幸福时光》 导演 2001年 大型三幕芭蕾舞剧 编剧 导演 艺术总监 《大红灯笼高高挂》 2001年 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宣传片 总导演 2002年 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 总导演 2002年 《英雄》 导演 2003年 韩国世界杯体育场 大型露天实景歌剧《图兰多》 导演 2003年《十面埋伏》导演 2005年《千里走单骑》导演 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导演 张艺谋个人成就奖 1995年 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全世界十大杰出导演之一 1995年 美国克罗拉多国际电影节：“杰出成就奖” 1996年 美国《娱乐周刊》评选：当代世界二十位大导演之一 1998年 美国《时代周刊》：“世界十大风云人物” 1999年 第六届亚洲电影交流会：“终身成就奖” 2000年 第十一届美国帕尔马国际电影节：“杰出电影艺术家奖” 2000年 日本《电影旬报》：2000年度最佳外国导演 2001年 日本《电影旬报》读者评选：最佳外国导演 2002年 第十三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 2002年 德国曼海姆市政府及第51届德国曼海姆电影节联合颁发： “电影大师” 2002年 美国第二代协会：“精英奖” 2002年 美国南加里福利亚洲影视委员会：“超级明星金星奖” 2005年 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答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如何评价电影菊豆？
答《菊豆》作为奥斯卡题名电影，短短95分钟将一个女人一生的心酸苦楚细细道来，宛若抽丝剥茧，鲜血淋漓。那时的巩俐真的漂亮，粗布棉袄也挡不住的天然诱惑。
阴冷压抑的影片，从始至终几乎都是昏暗的，故事以菊豆的反抗作为主线，封建社会下奋起反抗的女性，终究是因为力量太为薄弱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你我永远都无法想象，在我们无法触及的年代，人性究竟可以扭曲到什么地步，恶意究竟可以被放大到什么地步？不是所有的抗争都能有结果，也不是所有的善恶都有报。
巩俐饰演的菊豆，美丽勇敢。 封建思想奴役下根深蒂固的宗族理念，不能人道的叔叔杨金山在折磨死两任太太后又重金买了年轻漂亮的菊豆，幻想着有着一儿半女。未得反抗的两个女人已经死了，在发现杨天青偷窥自己之后的菊豆开始有意勾引着杨天青。
菊豆的人设是大胆理性的，影片玩的比较大，有sm情节。年轻貌美却不得不屈服在老男人身下的菊豆和身强力壮善良懦弱的杨天青，二人从见面之际已然暗生情愫，只可惜这男人的胆子还不如女子来得大。
封建思想下的人物过于可悲，不止受害者，还有施暴者。 杨金山的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人心换人心从来是痴心妄想，杨天青作为收养的孩子即便任劳任怨三十年依旧被杨家当做外人还觉得他应该感恩戴德。
杨天青是胆小怕事的。从一开始就对婶子抱有幻想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再到最后有了天白依旧隐忍躲避。若说菊豆一直在默默对抗着社会，杨天青就是一直默认着社会对他们的压迫。菊豆不止一次提起要么二人公开被骂死，要么带上天白远走高飞安安稳稳过日子而不是每天的偷偷摸摸暗无天日的循环往复。
大环境下造成的人性险恶感触最深的是杨天白，本是天真可爱的年纪，却是自小阴郁可怕。在杨金山死后，天白的出现再无一句台词，只剩阴森恐怖。四五岁的孩童在发现每天陪自己玩的“爹爹”落水之后会干什么，倘若是不知所措的嚎啕大哭大概无人会觉得意外。可怕的是，这个孩子并没有哭，而是从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再到开心大笑，那一刻简直毛骨悚然。
影片以染布杨家作为故事的发生点，很注重色彩运用，尽管全片几乎都是昏暗压抑，却也会有红黄的暖色调，只是这红色的出现往往意义不同。
红色即是生也是死，在菊豆引诱杨天青成功之际，那大红色染料下浸染的红色布料魅惑诱人，而在杨天白弑父之时，仍旧是那血红的布料落入染池，包括杨金山之死也是那一池的血色。生死竟然都是由着这个孩子一手掌控。
当菊豆抗争的一切只剩虚妄，心灰意冷之际只能一把火付了个干净，说来讽刺，这不正好称了杨金山曾经想一把火毁了所有人的心意么？
生活中的难题，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解决，看完本文，相信你对 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知道它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还想了解菊豆电影时代的其他信息，可以点击若米知识其他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