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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影秋的相关事件
答辞去省长当校长
1952年秋，郭影秋担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是陈赓，省委书记是宋任穷。半年之后，郭影秋被委任为省长，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50年代中，党中央提出向科学文化进军，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社会上一些人则议论“共产党领导不了高校”，甚至有人公然要共产党“退出高校”，郭影秋主动向中央“请缨”，要求到教育部门工作。他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出发，“不相信共产党领导不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也不相信共产党人成不了业务上的内行。”1957年7月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找郭影秋谈话，转达了政治局的意见，决定调他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后来，周恩来总理曾对云南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
南大师生闻讯而喜，又觉新奇，不免还有人颇有疑惑：“他是来当省长的，还是来当校长的”弦外之音是：他来搞政治，还是办教育？
郭影秋1957年9月来南大时，反右斗争正是高潮，不久，“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国，大炼钢铁、除四害、“教育大革命”、勤工俭学……对学校教学科研冲击很大。郭影秋坚持一条：“学校还得上课，学校毕竟要以教学为主，假如不上课，还要学校干什么!”他为了减少政治学习、劳动和各种运动对教学的冲击，亲自拟定了“三条防线”，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要想方设法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正常进行。1959年3月，郭影秋在全校运动大会上，向全校发出“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和“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号召，要求学生“不只要做运动场上的英雄，而且要做课堂上的英雄”。在贯彻《高教六十条》时，他又提倡“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老教师上第一线”。这些举措，减轻了极“左”思潮和大轰大闹的“教育大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许多教授、学者颔首称许：“郭校长是懂教育的”。 郭影秋曾在无锡国学专修科读书，受业于唐文治、钱基博、夏丏尊等著名学者。他对学有专长、育人有方的学者教授十分尊重。当时“左”的倾向日益明显，反右斗争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价，挫伤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郭影秋依然认为，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较深学术造诣的学者、专家。
1957年11月，“反右”刚刚结束，郭影秋到南大任职才两个多月，恰逢中文系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并在自己家中设宴，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郭校长为中文系三老祝寿”，这消息在校园不胫而走，传为美谈，也给心怀疑虑和不安的知识分子送去一缕春风。 郭影秋提议要有高级知识分子进入党委会，以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并显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视。当时任教务长的高济宇和外文系副主任陈嘉这两位入党不久的教授，被选为党委委员，在当时被视为“破例”之举而颇引人注目。
1962年8月2日，著名物理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李方训教授病逝。当时郭影秋因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他不仅发来唁电、挽联，而且抱病赶回南京，亲致悼词，悲恸、惋惜之情，由衷而发。 来南京大学工作后，郭影秋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南大有诸多学术有专精、蜚声海内外的知名教授，他们中不少已年迈体弱且多病，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何使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薪尽火传”，继承发扬不久，他在党委会上郑重提出采取“对号入座”的方法尽快为老教授配助手，他强调：“要抢救遗产!不能不急，不然来不及啦!”后来，学校陆续为一批老教授配备了学术助手。郭影秋又鼓励中青年学者“能者为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练好基本功，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全校通过“层层挂钩”，老年带中年，中年带青年，加快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1962年5月，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时，学校为执教、工作满20年的老教师和老职工颁授奖状，郭影秋挥毫泼墨，在奖状上题诗一首：廿年培养费艰难，桃李盈门露未乾。浩荡东风凭借力，好花栽与后人看。
《李定国纪年》
郭影秋重视科学研究，1958年曾提出“教学为主，科研突出”的口号，并根据国家科技、经济发展和学校已有的基础，采用多学科协同作战的方法，组织专、兼职结合的科研队伍，“狠抓尖端，重点攻关”。60年代初被誉为南大科研“五朵金花”的华南花岗岩及其成矿规律的研究、内蒙草原综合考察、分子筛研究、金属缺陷研究、大米草的引进与推广，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并形成特色的。
作为一校之长，郭影秋不仅号召教师钻研业务，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尽管身兼校长、书记两职，校务繁忙，且体弱而严重失眠，但见缝插针，手不释卷，并尽其可能参加教学、科研活动。他给师生讲政治理论课，为历史系学生指导毕业论文。他曾经说过：“科学知识的取得是相当艰苦的劳动过程，任何贪快取巧而不肯用功的做法，都不会得到好的收获。”他爱好南明史的研究，把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史料的收集、分析与考证上，他书房的灯光总是亮到12点之后。他不满意“寻章摘句”的史学研究方法，尽可能占有资料，系统而深入地探讨。正是在工作重、头诸多、纷繁忙碌的1959年，郭影秋完成了他的史学研究专著《李定国纪年》。 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副食品供应紧张，高校师生的生活和工作学习也面临诸多困难。郭影秋在迎接1962年元旦的讲话中，号召南大人发扬坑道的“欀木”精神，他说：
“欀木的伟大在于它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顶着万钧的压力，使无数的矿工得以自由，使广大人民获得丰富的矿产……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象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组织都把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的困难就减轻了。”
郭影秋在1960年前后健康状况不好，浮肿、失眠，肝肿大，可他仍加班加点地工作，并与师生同甘共苦，坚决不搞特殊化，不仅学校送上门的东西一概退回，而且常将自己的副食品送些给身体不好的干部。他请统战部举办副教授教学骨干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联欢会，破例用校农场产出的副食品招待大家，并关照要保证“每人两只肉包子”。每年辞旧迎新之际，无论是元旦，还是除夕晚，郭影秋总要和全校师生一起联欢，常常应邀来一段清唱。深夜十二点，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全校师生都静静地聆听他充满激情而又富有哲理的广播讲话。学校运动会上，郭影秋胸前挂个相机，到处给运动员摄像，鼓劲，既是领导，又当记者。党办秘书包仁娟与中文系教师吴枝培结婚时，郭影秋用精致的信笺抄录了江苏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的一首词《生查子·咏红豆》，并附上两颗红豆，作为他们的新婚贺礼，勉励他们互敬互爱，珍惜青春，努力有所作为。
在那困难的岁月，郭影秋以他特有的胸怀、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着南大师生，共同与困难斗争。一些老教师至今仍怀念那“生活清贫而精神富足的年月”，缅怀“把欢笑与坚定带给大家”的郭校长。 1963年初，周总理要调郭影秋去国务院任副秘书长，郭影秋因钟爱教育事业而要求仍留在南大工作。不久，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急请总理给他派一得力助手，是年5月，中央改派郭影秋到人大协助吴老主持校政。
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周总理看到郭影秋，就指着他说：“你靠近我坐，你不是到底来北京了吗”当他走近总理坐下后，周总理又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到国务院工作”郭影秋回答：“不是我不愿在总理身边工作，实在是怕耽误您的大事。您精力那么好，每天睡得那么少，我精神不济，误了您的大事怎么办”总理挥了挥手，笑着说：“什么精神不济，你不就是失眠吗每晚睡前喝两杯白兰地，保你能睡好觉”。
郭影秋不禁想起：九年前，周总理等出席万隆会议后回到昆明，他和秦基伟等陪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畅饮茅台。酒过数巡，郭影秋不胜酒力、莫辨东西，而总理仍神采奕奕，若无其事。往事浓如酒，而总理的关爱比酒更浓，郭影秋不禁笑了。 “文化大革命”中，郭影秋被康生、戚本禹等诬为“假党员”、“叛徒”、“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而遭到批斗和折磨，南大很多师生自发地北上，进京保护老校长。郭影秋也一直关注着南大的发展与变化。1982年，他为南大八十周年校庆撰写长联一副：
苍莽石头，长虹横贯；浪淘尽三国风流、六朝金粉、二陵烟月、半壁旌旗。况虎踞春残，寂寞明封余数垒；龙蟠叶老，萧条洪殿锁斜阳。初解放时，只剩下蒋山青青，秦淮冷冷。
东南学府，赤骥飞驰；名奕留两江情采、四壁弦歌、八十年代、千秋事业。欣栖霞日暖，郁茫天堑变通途；浦口新潮，百万雄师传夜渡。本世纪末，定赢来人才济济，科教芃芃。[芃芃（音朋）：形容草木繁盛貌]
关于郑成功的资料
答（1624－1662年），明清之际民族英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本名森，幼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汉族，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于公元1624年8月27日诞生，史书记载他“少年聪敏，英勇有为”。11岁时就已是聪明过人，写过一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其文中这么说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其师为之赞不绝口。
郑成功父亲郑芝龙为海盗出身的明朝将领，母亲为日本人田川氏。其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汪棚乡邓大庙村。弘光时监生，明绍宗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隆武帝（明唐王朱聿键）移驻延平府。三月，郑成功在延平向隆武帝“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后人称之为“延平条陈”），被隆武帝叹为奇策，封郑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在延平设军事指挥部、水师训练基地，巡守南平闽浙赣边关。八月下旬，郑成功辞别隆武帝，在延平闽江与清军战斗，“交锋不利，率师南下”。“遂密带一旅遁金门”，以“招讨大将军”之名举义旗于金、厦沿海一带。�永历七年（1653年），隆武帝封郑成功为“延平公”。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郑成功被明永历帝晋封为“延平郡王”,后人亦称郑成功为郑延平。康熙元年（1662年）便率将士数万人，自厦门出发，于台湾禾寮港登陆，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又建设台湾,更使他彪炳千古，青史留名。但当时台湾因为处于热带再加上卫生条件比较差，郑成功到了台湾没多久就染上了疫病，并于1662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八）病逝，在世38年。
清史的编纂工程
答编纂清史，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个庞大而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不仅要完成主体工程，即写出一部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学著作，还包括整理出版相关的档案、文献和译著等基础工程，因此整个编纂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需要“集四海之思，聚八方之力。因此，国家投入经费约6亿元人民币，将携手台湾专家学者参与编纂工作，是《清史》编纂的一个特点。在讨论确定《清史》的体例体裁过程中，编纂委员会先后邀请了台湾大学、台北政治大学、台北故宫等七八个台湾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前来中国内地，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
备受海内外学界关注的国家重大项目———清史编纂工程，正在国家有关部门和编纂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集全国清史学界之力(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学者)，按照既定规划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人们热切期待着一部能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新编《清史》问世。与之同时，与清史编纂主体工程(按：即新编《清史》) 相配套的基础工程———《文献》、《档案》、《研究》、《编译》、《图录》等丛刊及清史系列丛书，业已编辑出版了大量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原始史料，和多部高水平的国内外研究清史的论著，供清史编纂和清史研究利用与参考。当前的清史编纂工作和清史研究事业之所以呈现如此兴盛的局面，是几代清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和追求的结果，尤其与许多前辈史家所作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密不可分。他们或以自己深刻精湛的学术研究成果，创榛辟莽，开驱先路，为清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或以自己德高望重的声誉和影响，为推动清史编纂纳入国家计划而创建清史研究机构，组织培养研究队伍，奔走呼号，孜孜以求，脚踏实地为清史编纂提上日程而积累条件。 郭影秋(1909～1985)是一位“德才兼备”、“兼资文武”、“清正廉洁”的高层领导干部。在青少年时代就刻苦攻读过《四书》、《五经》。他尤其喜欢历史，在念私塾、读高小、读无锡国专和师范学院时，大量阅读了各种史书，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为日后深入研究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明清史领域有很深造诣，其代表著作是《李定国纪年》。说起来，他之所以研究明清史，并撰写了《李定国纪年》 。
早在1957—1963年，他在主政南京大学期间，在致力于明清史研究，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撰写专著的同时，还约请组织了一些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组成《晚明史籍丛书》编委会，亲自牵头，制订选题，编辑整理晚明史籍。此事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度中断。前些年则又恢复了这套丛书的编校工作，计划编校70余种，将陆续出版。此举必将推动晚明史研究的资料建设，他对此事则有首倡和草创之功。1963年，他调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由于该校在清史研究方面有较雄厚的基础，人才济济，有进一步开展清史研究的条件和潜力。加之，老一代中央领导人又重视清史，屡屡建议编纂清史。郭影秋作为中央最早拟议中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深知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他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纂修清史的重要性，如他在《清史编年·序言》中所说，“近几年来，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清史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具有较高水平的《清史》，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郭影秋在世时为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呕心沥血筹建清史研究机构，关心和培植清史研究人员，为编纂清史积蓄力量，尽力创造各种条件，已得到应有的回报。2002年，以著名历史学家清史专家戴逸为代表的许多知名学者，一再呼吁并呈报中央领导建议将纂修清史列入国家规划，终于得到批准，再次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作作为新世纪的最大学术文化工程，已于2003年正式启动，郭影秋等前辈史学家为之追求的夙愿终于实现。戴逸先生所说“郭影秋同志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可谓饮水思源，不忘前贤之贡献。 戴逸 ,，历史学家。1926 年生于江苏常熟。1946 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
2002 年 8 月，国家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这个浩大工程预计将耗时 10 年完成, 其负责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新世纪编纂清史将有不少创新之处: 一是具有世界眼光, 把清代社会置身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 并将吸收国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二是增加过去没有的图录部分, 而且这个比例占到 10 卷之多。清代社会的各种绘画、图像、地图、照片都将被收录进来, 如《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耕织图》等, 形象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尤其到清末照相技术已传入中国, 这部清史将搜集 20 万张备选, 将那个时代的“真容”呈现给读者。三是过去修史中人物只写官员, 没有平民, 这次要充分反映这些人物。“样式雷”就将在这部清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是杰出的建筑工匠,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颐和园等这些中国建筑瑰宝都凝聚了他们的智慧。至于唱京剧的程长庚、谭鑫培等人也将被写入清史。”
据悉,《清史》主体将多达 92 卷, 约 3000 多万字。当这个浩大工程完成的时候, 距离《二十四史·明史》的成书之日正好是 275 年。
关于郑成功的小论文
答郑成功（1624－1662年），明清之际民族英雄。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汉族，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公元1624年8月27日诞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千里滨，史书记载他“少年聪敏，英勇有为”。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汪棚乡邓大庙村。弘光时监生，明绍宗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康熙元年（1662年）率将士数万人，自厦门出发，于台湾禾寮港登陆，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更使他彪炳千古，青史留名。但当时台湾因为处于热带再加上卫生条件比较差，郑成功到了台湾没多久就染上了疫病，并于1662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八）病逝，在世38年。
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城后，又于顺治二年（1645年）消灭了明朝遗臣拥立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于是有明室血统的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为“隆武”。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建安伯，后加封平国公。郑芝龙带着当时21岁的郑森去拜见皇帝谢恩，在会面中皇帝问起该如何救国，郑森用南宋岳飞的话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隆武帝很赞赏郑森的对答，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改名为成功，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郑成功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切腹自尽。“国仇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永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期间，降清的郑芝龙在清庭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陷云南省城，永历帝危急。郑成功与鲁王的大将张煌言位牵制清兵，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瓜洲、镇江，围南京，并收复南京附近及安徽部分地区。郑成功派张煌言去芜湖，守住这个南京以西的沿江重镇，郑成功自己则带兵进攻南京城。清朝镇守南京的是两江总督郎廷佐，此人非常狡猾，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便使了一个缓兵之计，假意要向郑成功投降，使郑成功放松了警惕，而暗中派人出城求援。七月二十三日拂晓，郑成功的军队遭到清军的袭击，伤亡惨重。郑成功率领余部退回厦门根据地。郑成功撤退后，张煌言在安徽独木难支，也被清军杀得大败，化装逃回浙江，安徽及南京附近的地方又被清军占领。虽然在这次进攻中，郑成功因轻敌而功败垂成，但它动摇了清朝在东南的统治，也震动了北京清朝中央政府。
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朝福建总督李率泰和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郑成功最重要的盟友——晋王李定国
若说郑成功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与西南抗清领袖李定国的关系。
郑成功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当世知名度远在李定国之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定国是他生平最敬重之人，是他最亲密的战略盟友，还是他的至亲“老亲翁”，一个是南明的西宁王（后封晋王），一个是南明的延平王（后封潮王），地位和影响力尚在定国之下。（成功的侄女嫁给了定国长子，后来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南明兵败与丈夫一起被杀）
郑成功生平最光辉的业绩，不是收复台湾而是抗击清兵，与李定国一个在云南广西，一个在东南沿海，频频给与清兵致命打击，支撑南明政权长达二十年之久，堪称擎天双柱；逼迫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为后来的“康熙之治”打下基础。
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不只是因为他收服台湾，更是因为他顽强抗击清兵侵略，为南洋海外华人提供保护，创立“天地会”留下抗清火种，一直延续到数百年后的“同盟会”。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
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
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
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惟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
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
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
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
[编辑本段]收复台湾，驱逐荷虏
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荷兰军队交出了所有武器和物资，残存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900余名荷兰军民，乘船撤离了台湾岛。此次战役，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宝岛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使郑成功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后，郑成功祭告山川，颁屯垦令，开东宁王国，立郑家天下，拥有现在台湾南部以及一部份东部的土地，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以示候明永历帝东来之意，争取明朝遗臣效忠。另辟海外乾坤、抗清朝于海外。同年4月间传来桂王朱由榔死于缅甸的消息。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湾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终于病倒，同年6月（农历五月）病逝，享年38岁。原葬台南洲仔尾，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传说被郑经害死。康熙皇帝题撰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1662年打败侵占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我国神圣领土，写下这首《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对内虽仍奉已死的明永历帝之正朔，与中国内陆清王朝之顺治、康熙各朝互不统属，对外则自称“东宁王国”，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后因降将施琅师法郑成功当年进攻荷兰人故技，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不只是台湾的历史学家重视，还广受中国以及日本的史界注目，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编辑本段]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起兵抗清后，于转战中国大陆东南部期间，多次帮助明室宗族与民众渡海定居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抗清期间，郑成功为了筹备粮饷而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当时荷兰人常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商船，郑成功多次派出水军打击荷兰舰队，并于1656年到1660年期间两次警告荷兰人，郑氏将不会与荷兰贸易，除非荷兰人停止劫夺华人的商船。另外，郑成功让华商领取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以帮助保护华人在海外经商时的安全。当时确有很多海外华商采取此法，而得以安全出海经商。郑成功纪念馆《发现台湾》上册；天下杂志编辑；天下杂志，第8页至第45页；
《郑成功的台湾时代》；陈锦昌；远足；ISBN 957-29670-2-9
《郑芝龙大传》；陈文德；远流：ISBN 957-32-3482-3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顾诚《南明史》
[编辑本段]多次欲攻取菲律宾
1565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菲律宾这个名字，就是来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1603年和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二次屠杀在菲律宾的华侨华商，死亡人数达五万余众。
在得知菲律宾华侨的处境后，1657年，郑成功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
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遣使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到时可里应外合，但还没出兵，他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跟奶妈陈氏通奸，郑成功勃然大怒，命部将郑泰杀郑经，郑泰因不忍而抗命，又患疟疾，不久病危，1662年6月23日病逝。
后来，其郑经也于1670年和1671年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但最终还是没有出兵。
[编辑本段]评价
郑成功接收父亲的兵力，成员多是盗贼出身，于是郑成功一直是“强人统治”，“严刑峻法”，极少接受属下的意见。然而他的文人背景却也能让他以德服众，同时也有助于他对商业方面的经营，创造出胜过他父亲的局面。
因郑成功为汉和混血，日本人亦视之为大和英雄，如今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海滨尚有“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即在此出生。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是大英雄
台湾日治时期，日人拆除为数不少的汉人庙宇。但位于台南，清代设立祭拜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所幸被保存。并另在旁兴建和风建筑“开山神社”，亦供奉郑氏，形成双庙格局。直至战后，开山神社遭拆除，延平郡王祠则将原先闽式建筑整修为北方朝廷式。
中国把郑成功看作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日本则把郑成功看成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而台独分子则把郑成功看成汉人脱离中国统治，移民台湾，建立新天地的典范。
李定国两蹶名王是怎么来的？李定国墓在哪里？
答李定国两蹶名王
李定国两蹶名王讲述的是李定国将军打败清朝两位王爷的历史，这两个王爷一个是汉族王爷定南王孔有德，另一位是满族的亲王尼堪。这两个王爷一个兵败自杀，一个被围困后被李定国斩杀，是李定国军事上的巅峰。
公元1652年清朝廷命令定南王孔有德出兵贵州，想要剿灭南明王朝，在孔有德进兵的同时，李定国也已经整合兵力北上，要和清朝军队作战。李定国的军纪严明，战术得当，在和孔有德的战斗中取得节节胜利，而孔有德不得不向自己的根据地收缩防守。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李定国的围攻，李定国和孔有德的决战开始以后打得非常胶着，后来李定国使用大象冲击孔有德，使他大败而逃。回到桂林后孔有德组织坚守，但不幸中箭，这时候李定国已经攻入城中，孔有德自知大势已去，自杀身亡，只有自己的一个小女儿逃走。
而另一场战役是李定国和尼堪之间进行的。尼堪是清朝的亲王爵位，在清朝和李定国的战斗中，清朝军队连连失利，这使得当时的朝廷大为震惊和恼火，于是派洪承畴前往镇压，后又让尼堪任大将军打算消灭李定国。
虽然尼堪在军队数量上要比李定国多，但是李定国采取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策略，最终将尼堪包围，并在战斗中亲手斩杀了尼堪，使清军瞬间打败。这就是李定国两蹶名王的经过。
李定国纪年
李定国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人物，但是长久以来对于他的研究和著作很少，直到《李定国纪年》完稿出版发行以后这种局面才算终结，这本书是由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著名的明清史研究专家郭影秋著的。
在《李定国纪年》这部书中，郭老翔实的记录了李定国一生的业绩，这部书中展示的李定国是最为全面和真实的。但是这部著作并不是仅仅展示李定国将军本人的，而是记述明末清初大西起义军的整个过程，大西起义军从有李定国开始到他最后病逝记述的都非常详尽。
《李定国纪年》按照年份编写，详细讲述了李定国在不同年份遇到的不同事情，并从侧面讲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为我们呈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对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非常有帮助。
虽然这是一部纪年体书籍，但是郭老并没有只是根据史料进行简单的筛选编排，而是对各方面的史料进行了全方位的整理和收集，从中分析出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偏差的，将能正确展现这段历史和人物的资料进行整理形成的。
在这部书中还有对当时人物的全面描述，对各个人物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描述，是一部创新性的著作，也是现在人们研究李定国将军的重要史料。在这部书中对于李定国将军的记述是最为真实和全面的，所以非常有价值。
李定国墓
在云贵等地区，李定国非常有声望，因为他在这些地区镇守多年，为当地百姓多次驱赶进攻的清军，表现非常英勇，所以也被当地百姓奉为抗清大英雄。可是，南明政权因为内部斗争不断而难以成气候，并且很快就被推翻了，当这一消息传到李定国耳中后，他心中悲愤异常，可是并未因此而放弃抗清事业，而且继续努力联络借兵，想要对清兵再次发起进攻。
可是，就在他准备东山再起时，瘟疫降临了，因此他的军队也大受打击，实力大为减弱，李定国也受到感染，没多久便发病身亡，并被安葬于勐腊。这个地方其实就在西双版纳，如果去那里旅游，便可以拜祭李定国。不过，他的墓后来被朝廷迁移到北京，因为他的军队大都归降，而朝廷担心他们以后会造反，便做出了迁坟之举。
如今，想要参观李定国墓，便需要去卢沟桥一带。不过，在勐腊依然有很多人敬仰他，并且为他修立了汉王庙，每年都会举办大型拜祭活动。因此，如今去西双版纳虽然已经看不到李定国墓，但却可以参观汉王庙，可以缅怀这位大英雄，并且有机会参加那种祭祀活动。
虽然，现在的汉王庙并不是当初勐腊居民所修建的，原来的汉王庙已经消失了，如今的汉王庙是重新修建的，但还是可令人一睹李定国之风采。除了这个汉王庙外，去当地博物馆也能缅怀这位大英雄，因为那里有他使用过的武器。另外，去大理旅游也可找到拜祭李定国的地方，因为当地有人为其修建了本主庙。
对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如何评价？
答从1963年第一卷出版，到1999年前后完成第五卷，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耗费了姚雪垠50多年心血。在这部小说中，姚雪垠把历史学者的胆识、功力，小说家的才能、本领，美学家的眼光、见解，熔于一炉，形诸艺术的笔墨，化为形象的艺术创造，精缕细刻，不仅展示了具有历史深度的民族风貌画卷，更成就了一部熔铸了历史思辨精神的煌煌巨著。
01 展现出绚丽的民族生活风貌
《李自成》以农民革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明末清初中国境内丰富多样的历史生活风貌。作品展现的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动荡纷乱的年代，而且展现得异常真实宽广。
人物从义军领袖、将领、谋士、家属、出兵、皇帝、后妃、藩王、文臣、武将到太监、宫女、幕僚、衙役、乡绅、商贾、艺人、游民、乞丐、巫婆、书生、农民、小贩、手工业者、江湖术士……几乎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他们都是中国的土特产，打着民族历史的很深的印记。比如开封城里的元宵节：周王府中，张灯结彩，金碧辉煌，燃放烟火，大摆酒宴，一派豪华富贵景象，而在相国寺内或街头灯下，灾民啼饥号寒，待卖的小女儿头上插着草标……
再看京城周皇后的生日：为了替皇后和皇帝“祈福”，隆福寺的小和尚被骗自焚，而他那做宫女的姐姐，又因以血写经而死。她多年来用自己生命积蓄的二十两银子，在宫中才抵得上一碗黄瓜汤，这就是中国明代的皇宫生活。
至于开封被围时期秀才张存仁一家的命运，他妻子那种善良、贤惠的性格和后来那番惨不忍睹的遭遇，更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写照。
开封城中贫寒的知识分子张存仁一家，在长期的围城中粮尽菜绝，老父饿死，自己却迭受官军搜粮的打击。妻子香兰携子出城，被官军掳掠，儿子被投入黄水溺死后，被逼成疯癫， 披发赤足，对天地长呼，为儿子招魂。
作者描写她凄绝的哭声，悲怆的呼叫，令人不忍卒读。作者对张存仁一家的描写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真实地反映了长期的战争给广大百姓所带来的生活悲剧。开封城内的百姓由易子而食，直到公开杀人吃肉，偌大的中州名城，十室九空， 鬼火莹莹，直至黄浪直扑城头，浮尸飘荡。
这部小说，以宏大的规模成功地写出了绚丽的富有民族色彩的历史生活画面。
02 一部具有历史思辨精神的杰作
《李自成》是一部表现明末总体政治格局的小说，却不以王朝史一类的标题命名，这种看似名实不符的矛盾，其实包括另一层巧妙的蕴意，即小说构思上多维互动的艺术格局。实际上，作品无论突出哪一方面，都以一种反衬的方式在突显对方，对其它两方面的描写也是有力的引导和铺垫。
小说题目正是这种小说结构的体现，李自成农民起义是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的爆发点，明、清朝代易位正是明王朝自身矛盾、自我崩溃的必然结果。深入描写明王朝内部矛盾，不仅有利于了解明末农民起义何以剿而不衰、愈演愈烈，而且揭示了农民起义中诞生的新王朝与旧王朝在政权文化上的同构倾向，从而进一步理解大顺朝迅速崩溃的原因。
同时小说对新兴的清王朝的关注和描写，它一系列的政治举措，野心勃勃，充满进取的活力，对于成熟到逐渐衰朽的中原文化是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这又使作品富于文化反思的品格。
“李自成”不是孤立的，而是明、清转换之际的历史产儿。换句话说，没有明王朝积重难返的政治危机，就没有李自成农民起义；没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没有明朝的灭亡和清军入主中原；没有大顺朝的覆灭，就没有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促成明末历史大变局的这三者之间，缺一不可。
如果说，小说描写李自成、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被“逼上梁山”、投身农民起义，与 水浒传 相似；那么由于明、清王朝在小说描写中所占的分量，特别对各方高层人物的着意刻画，使这部看似表现农民革命的“水浒传”，毋宁是一部描写明末历史的“三国演义”。
崇祯是小说描写明末历史的焦点人物。起义军势力的长与消，清军的退与进，都与崇祯息息相关。一方面起义军和清王朝都渴望攫取大明江山；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崇祯王朝仍然占据明末局势的主导地位，崇祯的每一个决策，都势必影响历史舞台上不同政治势力的胜负结局：
明王朝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多一些，清军势力就自北向南迅速扩张；明王朝全力以赴对付清军，李自成和农民义军的势力随即成星火燎原之势。崇祯由于夹在两股政治势力之间，国力逐渐被削弱，国土逐渐被蚕食，导致最终灭亡。
历史固然有历史的“合力”促成，也绝非个别历史人物的历史。但注重描写的小说艺术，更看重历史生活中的人物和细节，看重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因此在小说中，这些人物也决不会是一些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玩偶。
在这里，小说艺术似乎与历史哲学兜了个圈子，小说艺术的向心力在于发掘人物的具体复杂性，而不在于抽象的历史观念，甚至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就像它标新立异的禀赋使然。
实际上，任何抽象的历史观念只是对以往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总结，而无法倒推过去，指导小说家照此结论去演绎人物。恰恰由于小说家注重历史人物的具体可感性，作为一种艺术象征，才使这样的人物故事更令人信服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崇祯的确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亡国之君，成王败寇，也是向来比较流行的舆论势力。
但姚雪垠是一位对历史深怀悲悯之心的小说家，他没把崇祯写成一个咎由自取、天性顽劣的坏人，而详细地描写崇祯与命运抗争，写他的“励精图治”。尽管结局很失败，诺大的皇室家族，从朝廷到个人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对于这些不配享有好的命运的人，作家也沉得住气，描写崇祯如何在做“大明中兴”君主的个人愿望与这种愿望最终不可能实现之间苦苦挣扎，他和他的王朝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可预知的历史黑洞，并最终被这个黑洞吞没。
崇祯向命运的每一次抗争，都在王朝内部酿造一次惨祸，加速了王朝灭亡。仅崇祯向戚畹求助这件事，平白无故死去的小太监、小和尚、宫女、都人、奶妈和他们的家人，书中较为详细描写的就有十来个；首辅薛国观被“赐死”，武清侯李国瑞在监狱吞金自尽，田妃从此一病不起，终致身亡。朝廷的言官、大儒有的惨遭廷杖，有的瘐死狱中，有的被迁回原籍，受牵连、遭横祸的人不计其数。
《李自成》第四、五卷是这一段惊心动魄历史的结局篇。第四卷上册结尾描写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尽。第五卷上册描写多尔衮为清廷摄政王，于甲申年四月开始南征，五月占领北京。清王朝占据中原、统一中国近三百年就从“多尔衮时代”开始。第五卷下册描写李自成在清军追剿中，于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初放弃长安、又逃离武昌，军队完全溃散，他最后单枪匹马，在九宫山被当地乡勇杀害。
小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对李自成农民起义怀有无限同情。古代英雄之所以称为英雄，其中悲剧是最具震撼力的原因，英雄的别称应该是一场悲剧。小说对明、清王朝的描写间或还有滑稽的成分和喜剧色彩，对李自成则完全不同。
李自成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不仅因为他最后孤家寡人、身首异处的下场最为凄惨，也不仅由于他个人的种种过失，使他最终丢失了大顺朝皇帝的宝座。但小说描写李自成的悲剧在于，他天性仁厚，对下层百姓有强烈的同情心，他越是要解救民众于水深火热，扩充军队，清除异己，推翻明王朝，就越向失败的结局靠近一步，越要背叛他原本善良的天性。
这种悲剧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是无法避免、无以克服的，如果消灭了问题一方，事物本身亦不存在。莫非真应了那句名言：
“未掌权势者，权势会磨灭他。”
人们很难接受与已学知识和经验相左的信息或观念，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和观念都是经过反复筛选的。若米知识关于李定国纪年介绍就到这里，希望能帮你解决当下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