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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第一股破产重组，医院还是一门好生意吗？
优质回答3月29日，民营医院第一股——恒康医疗的破产重组尘埃落定。
北京新里程 健康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成为恒康破产重组的产业投资人，新里程的CEO林杨林成为恒康医疗的董事长。这给持续低迷的医院并购市场，注入了一丝活力。
作为业内极具代表性的民营医院第一股，恒康在过去年7年里的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是整个医院投资领域冷暖的风向标和缩影。
2014年始，资本一窝蜂挤进医疗行业，医院投资并购开始掀起了一轮高峰。
以一味藏药“独一味”起家的恒康医疗，初始年营业额只有2、3亿，通过上市公司这个融资利器，经过几次大手笔的医院收购案后，市值一度超过300亿。
在恒康市值到达顶峰后， 这一轮医院收购狂潮也随之达到巅峰。
2013年全年只有26家境内医院的并购发生，总金额21.5亿；到2016年，并购的医院数量已经上涨至108家，并购金额161亿；这种火热的态势在2017、2018年得到延续，这两年并购金额分别是149亿和144亿。
但医院投后运营难、巨额亏损、退出难等问题在此之后凸显。
以恒康医疗为代表的医院概念股开始急速滑落，除了恒康医疗因为大幅亏损和债务导致最后的崩盘外，多家涉足医院收购的上市公司都曾濒临退市的边缘。
就连华润医疗这样坐拥上百家医疗机构的国企，市值也只有最高峰时的一半。
试错之后，交了学费的上市公司、基金等，纷纷退出，医院并购市场开始变得谨慎。
普华永道最新公布的《2020年中国医疗 健康 行业并购市场回顾及展望报告》显示：
2020年，境内医院无论是交易量还是交易额，都跌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点。
整个2020年，境内医院的并购金额只有119亿，比2019年降低了44%。
大型综合性医院的交易更是跌至冰点，除了为完成国企医院改制任务而进行的并购案，资本市场上几乎难觅综合性医院并购的案例。
在资本真金白银的狂轰滥炸之下，医疗从不缺乏讲故事的能力，新巨头此起彼伏，不断被创造。但医院并购的想象力，受种种因素影响，被按下了暂停键。
资本市场的动作，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投资医院，还会是一门好生意吗？
“以前一天20个电话，现在两天一个。”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GAHA）主任庄一强明显感觉到，投资人的热度消退。
在医院投资最疯狂的2016、2017年，投资人的想法都是——我要买个医院，你能一找吗？最好是10个亿的，最少不能低于两个亿，我们公司钱很多，规模太小，我们不要。
“从资金的规模、运营效率上来讲，确实应该收购一些大医院。”庄一强认为，资本一热，有些人就很浮躁，对这个行业不了解。这个行业是deep pocket——深口袋。有些口袋很浅，一伸手就能够到，很浅的东西就容易掉出来。有些口袋很深，在最深的地方，却有一块金子。
他告诉资本方，挖到金子的时间，最少是10年，但资方往往没有等待的耐心。
综合医院一度是被看好的标的，一度是医院并购的重点。
不同于专科医院小规模、小体量的特点，综合医院一般体量比较大、可占据更高的优势资源，现金流稳定、业绩提升相对容易，投资并购一直保持着稳健又火热的态势。
无论是来自医疗相关行业的，例如药企、医疗器械公司；还是来自八杆子打不着的行业的，例如房地产、 汽车 业、甚至是珍珠养殖公司，这些公司一股脑地进入了医院收购这个快车道。
他们信心勃勃—— 社会 办医份额才占到整个市场的10%。大家满怀憧憬，认为可以占据国内市场的30%。
求大、求全，几乎成为疯狂的代名词。
以工程投资起家的神州长城，在2016年，宣布将“医疗 健康 产业”作为另一发展重点，中标了多个医疗PPP项目。在还没有陷入债务危机之前，这家公司怀揣着一个医疗梦——收购100家医院，打造一个医疗集团。
实际上，综合医院投资规模、管理难度远远大于专科医院，一个专科医院，就一个科。但一个综合医院，三十个科室，产品服务的差异性、对专家技术的要求，远高于专科医院。此外，盈利能力、可获得性和可复制性要比专科医院差得多。
在2018年之前，国家医保局还未成立，综合医院依靠医保维系医院运营的好日子仍在，医院概念股尚处于被资本市场追捧的黄金年代。
因此，入局者们在进行医院收购时，都疯狂加价，不惜代价，以逼退竞争对手。
恒康医疗曾经打算以近10亿的价格收购一家三甲医院，但因资金问题未能完成，这家医院最后被另一家医疗集团收入囊中时，收购价格几乎下降了一半。
后来，不少在前几年高价买入的医院，在医院收购潮退去之后，在2018年后面临打折甩卖。一位投资人向八点健闻透露，折扣率约在6-8折。
资本对于医院市场的想象，在2018年之后，遭遇迎头痛击。
2018年开始，在带量采购、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医保控费的组合拳之下，民营医院内忧外患，内部的精耕细作、迭代升级需要时间，外部备受公立医院重重夹击。
医疗行业大而不强，是极度可怕的。
神州长城这种曾经试图分羹医疗市场的跨界企业，因经营不佳，被迫退市。
恒康也是一样，在举债收购后无力经营，在2018年和2019年亏损14亿和25亿，市值一度只有巅峰时的十分之一，又被此前收购医院时的欠下的巨额债务所压垮，最后落得个破产重组的结局。
其他一些激进的医院收购者，比如创新医疗、宜华 健康 、益佰制药的股价都在2017、2018年之后经历了腰斩甚至膝盖斩。
付出惨重代价的机构，它们都有类似的投资经历——在全国各地收购医院，无论专科或综合，大城市或县域。东西南北中都去，大小标的通吃，资源很难协同，管理半径太大，投后却无法跟上，导致最终资金告急。
一位行业人士告诉八点健闻，尤其是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的医院，收购之后，却发现医保政策与理想有差距，预付的款项经常拿不回来，医院现金流周转捉襟见肘。
投资者踩过的坑五花八门。
一位投资者告诉八点健闻，2015年，从金融领域跨界医疗的他，花了2.4亿投过一家医院。当时根本不了解各个科室。医院还在粉刷墙面，装修了一年多，很快钱就被花完。“老股东把钱倒成了工程欠款，后来才发现这个工程是他亲戚搞的。”他最后倒贴2000万，给员工发工资。直至医院最后被一家基金公司收购。
医院是一个内部系统极为复杂、利益纠葛繁多的系统。
一位长期从事医院并购的投资人告诉八点健闻，在医院并购案里，对赌协议完成后，被收购医院利润大幅下滑甚至亏损，几乎是行业中公开的秘密。对赌期间，医院可以通过压缩人工成本、供应链利润、调整医保坏账等方式来完成业绩目标，等到对赌期完成之后，再来补偿员工和供应商。
恒康医疗收购的多家医院，在头三年对赌期内业绩漂亮，随即就出现巨额亏损。比如瓦房店三院在完成对赌协议的第二年大幅亏损了1.3亿。
一位医疗集团的负责人说，他现在对标的所在区域、规模和 历史 底蕴很挑剔。“宁愿买得贵一些，也不能去买位置不好或问题比较多的这种标的。”
从事医院收购和经营多年的业内资深人士冯庆明博士也告诉八点健闻，如今大型的集团在收购医院，更为慎重。“像北上广这种比较大的城市，几乎不用太考虑，医院只要可以，就可以要。单体一家医院大不大、小不小，区域协同力差很难发展。在武汉收入能有5个亿左右的医院，还有些竞争力。如果就一两个亿，几乎就不考虑了。”
一些打包收购的医院，如果挑选不了标的，关掉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民营医院的洗牌已经开始，还没有结束。
疫情之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增强。广东省加大建设高水平医院力度，第一批、第二批高水平医院总共50家医院，每一家医院获得3亿元的财政支持。而这50家医院全部是公立医院。
地方政府会有配套措施。东莞、惠州等地是1:1，省政府给三个亿，当地政府再给三个亿。深圳更为阔绰。深圳市人民医院被评上广东省高水平建设医院，除了省政府的3亿元财政支持，深圳市政府也拨款9亿元，总共12个亿来发展，三年之内要花完。
公立医院的强势，无疑会极大挤压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
庄一强分析，未来这几年， 社会 办医的增量不会太大。相对于重资产投资的综合医院而言，轻而美的专科增量相对会更多。
医学界数据显示，2020年，专科医院并购的比例从2016年的38%上升到了89%。2012年 2015年，口腔与妇幼专科医院占据并购主角的位置；2016年整形美容医院为代表的医美行业是投资并购热点；2018年开始，眼科成为医院并购重点，在2020年整个专科并购中占到了75%。
定位二线以下城市的连锁肿瘤专科民营医院——海吉亚，在开始营运后3 9个月内达到月度收支平衡点，但行业平均水平一般为36个月左右。凭借自主知识产权陀螺刀设备、可快速复制扩张的业务等优势，2020年6月29日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现在，可能很多机构觉得肿瘤放疗是一个好的市场，都来做。但海吉亚已经竖起了行业壁垒，后进者，如果没有强的执行力和这种进一步的创新能力，也许跑不出来。”一位行业资深人士说。
在综合医院不被资本看好之下，上述行业人士认为，如果有医疗机构真是耐下性子，静下心来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未来肯定还是能跑出来。
专科医院在做大、做强之后，也会收购综合医院作为它的武器。1月25日，民营医疗集团海吉亚发布公告称，欲收购华南一民营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99%股权，据悉，该三级医院或位于惠州，此前经营状况良好。
扎根武汉22年的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是国内最顶尖的民营心脏病专科医院。在2013年，成立了一家综合医院——武汉亚心总医院。一位行业人士告诉八点健闻，“单靠一个心脏专科，做成全国这么大规模的话，收入也就十几个亿。并且，伴随着心脏支架的集中采购以后，利润大幅被挤压。”
或许，资本也会有一个轮回。
但圈外资本短期很难再进入。庄一强把医疗资本分为两类，一种圈内资本，比如新里程、复星医疗等，在医疗服务领域深耕多年；一个是圈外资本，比如房地产、基金等等。圈内资本也分高度介入，中度介入和轻度介入。高度介入的，比如新里程，主要做医院投资这一业务。
“如果是轻度资本，可能会择情退出。剩下就是这种高度介入和中度介入的圈内资本，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有可能会抄底。”
谭卓曌丨撰稿
徐卓君 责编
益佰制药入局*ST恒康重组被问询，“医药+医疗”战略能否奏效？
优质回答此前，由海王集团承接债务、出售医院以增加利润的做法，让其得到了市场三连板的肯定。而今，随着益佰制药突然入局，公司的未来走向似乎又增加了不确定性。有网友感慨，*ST恒康即将上演“三国杀”。
12月11日晚间，益佰制药发出受让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8.8亿元受让华宝信托持有的京福华越66.54%的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对应出资额3.67亿元）及京福华采66.65%的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对应出资额4.25亿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由于京福华越持有兰考第一医院、兰考堌阳医院、兰考东方医院各99%股权；京福华采持有泗阳县人民院81.42%股权，益佰制药的上述举动被认为是对这4家医院“志在必得”。
但是，这起受让的风险显然不小，一方面，在*ST恒康“一地鸡毛”的现状影响下，有来自标的的法律风险、盈利风险；另一方面，债务负担下，益佰制药是否有支付能力。这些都是上交所发出问询函的直接原因。
上交所认为，上述标的基金目前均存在合伙协议纠纷，而对华宝信托和民生信托负有合伙权益收购义务的*ST恒康目前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债务关系较复杂。基于此，请益佰制药补充披露在标的基金存在较多法律争议的情况下，公司受让华宝信托财产份额的主要考虑。
在交易定价方面，上交所提出，无论是京福华越还是京福华采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分别为-292.46万元、-337.04万元。其中，京福华越投资的兰考第一医院、兰考东方医院、兰考堌阳医院2019年净利润均存在不同程度亏损。于是，上交所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医院2019年净利润为负的具体原因，进一步说明交易定价的合理性和公允性。
此外，根据益佰制药2020年三季报，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价值10.31亿元，短期借款7.1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19亿元，有息负债合计16.37亿元，存在一定债务负担。而本次交易作价为8.8亿元，这对于益佰制药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基于此，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说明此次支付交易对价的资金来源，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偿债安排产生负面影响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交所问询函内容之外，益佰制药此次受让事宜还有一风险点在于，它并不是唯一一家想要入局*ST恒康重整的企业。此前，*ST恒康与海王集团有过接触。根据此前的《重整协议》，海王集团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 健康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健康 金控”）将在今年12月31日前受让两只并购基金份额，并确保华宝信托和民生信托停止对两只并购基金的清算，同时免除其对*ST恒康的罚息等多种方式。
公开资料显示，益佰制药上市于2004年，主要布局于恶性肿瘤、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这三个中国死亡率最高的病种。近年来，公司除了2018年商誉爆雷、业绩亏损严重之外，公司业绩整体稳定。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约24.33亿元，与同期基本持平；净利润约1.91亿元，同比增长21.99%。
不过，截至2020年9月末，公司商誉为7.72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23%。在公司此前的受让公告中，其也表示，“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正处于强制清算程序中，存在无法达成交易或受让合伙权益后发生减值的风险。”
当前国际金融经济背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充当的角色之前采取的措施等）
优质回答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
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超过化解。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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