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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刊十万字可以底到多少稿费？
优质回答鲁迅一个月给他的佣人工资带买菜家用是5个大洋，那时他在教育部拿300月薪。 这是一篇陈明远谈当年作家的稿费与版税的文章。陈明远先生对于文人史（称其为文人史比文化史更准确些），是下了点工夫的。引用此文，不代表赞同陈明远先生在其他领域的文化观点。不过，对于陈先生对文人史的执著研究，倒是有几分敬意。 满清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而只是说：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的“稿酬、版税”概念并不怎么明确，因为尚未形成规范的文化市场。靠售书赚钱的“书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卖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还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
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 20 % ；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记载：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３圆。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４圆而止，普通者亦３圆为率。记载门则２圆内外，此其大较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按照我的研究结果，20世纪初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人民币70元。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规定的稿酬标准可分三个档次，为千字2圆（合今人民币140元）到4圆（合今人民币280元）；通常为千字3圆（合今人民币210元）。
1903年，即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第二年，林纾新译本《伊索寓言》便交给商务出版。1906年《林译小说丛书》50种陆续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说部丛书》第一集100种，其后陆续出版了第二、三、四集。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译述小说共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140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2—3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6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林译小说的损失》，转引《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第688页)
这样每部稿酬1200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根据我的计算，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民国初年（1911-1919）这一时期1银圆的购买力大约折合今50元。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可见由于林纾翻译小说的畅销，所得稿酬超过了一般规定的两倍。�
周作人回忆：在1907年周氏兄弟翻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百圆，10万字，“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周作人回忆录》第196页）
《著作权律》和《著作权法》及其施行细则
中国第一部保护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公元1910年）满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离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二百年。它共有5章55条。但是颁布后不久清朝政权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著作权律》并没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著作权施行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障。
本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二）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三）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总编辑亦称主笔，为编辑部之领袖……总编辑常兼司社论，其月薪约在150圆至300圆之间。
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亦可称理事编辑……其月薪在150圆左右。
在编辑长之下者，有要闻编辑，取舍关于全国或国际间之新闻。有地方新闻编辑，取舍关于一省一县或一地方之新闻编辑，其月薪均在80圆左右；
有特派员，如上海报馆必有专员驻京，或专事发电，或专事通信，每人月薪均在100圆左右，交际费在外。
有特约通信员，或在国内，或在国外，（报酬）大率以篇计算，每文一篇，约在10圆左右。
有访员遍驻国内各要埠，专任者每名月薪约40圆，兼任者仅10余圆。
有缮译，每名月薪约50圆至80圆。有校对，有译电人，每名月薪20圆左右。
本埠编辑亦可称城市编辑，亦为编辑部之要人，……其月薪约在80圆左右。
属于本埠编辑指挥之下者，有特别访员，月薪在40圆至60圆之间。
有体育访员，月薪约在30圆左右。
有普通访员，每人月薪约在10圆至30圆之间。
副张（即副刊）均载文艺及滑稽之作，另有一编辑司之，月薪约60圆左右。
对于1912年至1927年间上海报社的组织机构及各类人员“按劳取酬”的经济待遇标准，这是一个全面的综述。此外，我还从当时一些具体人物的史料中，考证了实际薪金情况。
20—30年代的稿酬与版税
《鲁迅全集》载有20世纪20—30年代的稿酬标准。
鲁迅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投稿，每千字２－３银圆；另外《晨报》馆有一种“特约撰述”，每月除稿酬外还加酬金30－40银圆（见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当时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圆。因为官办的报刊行政拨款不计成本；上海报刊则多为商业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鲁迅全集》有几处提到当时上海的稿费标准。最低者（注：小报消息或“报屁股”文章等）每千字5角钱，高者每千字3圆。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圆，有时千字5圆（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给鲁迅的稿酬标准），《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圆，这在上海就是比较高的了。
商务印书馆所定稿酬：郭沫若千字4圆，胡适千字5－6圆，林纾和章行严（士钊）千字6圆。……
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
至于特别优惠的稿酬当属梁启超，为千字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回复梁启超的信中说，“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千字20圆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参看《梁启超年诺长编》第965页）�
但是民国以后，出版的书籍通常计算版税；也有按照字数稿酬或将版权一次买断的。
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上海市出版界拟订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25% 之间。
例如，1921年泰东图书局答应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 ，再版20%；北新书局支付鲁迅著作的版税一般是20%，甚至达到25% ；而梁启超的身价最高，达到40% 甚至提出“自印包售、六折算账”。版税的支付时间，按照惯例为三节（指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除夕）核对实际销售数结算。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稿酬标准跟20年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北平的稿酬一般比上海高些。在北平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圆。因为北平是官办的报刊，行政拨款不计成本；上海报刊则多为商业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
鲁迅在三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几乎也都是拿版税的。查《鲁迅日记》1933年5月15日记有：“《两地书》五百本版税百二十五元。”《两地书》定价1元。按前面所说的版税公式推算，《两地书》的版税率是25%。又据《鲁迅日记》，1932年12月15日记有：“以选集之稿付书店印行，收版税泉支票三百。”这是指《鲁迅自选集》，天马书店出版，初版印1000册，定价1.20元，鲁迅得300元，版税率也是25%。这在当时是特高的版税率了。
广告，发行，会计等，月薪20圆起17圆止。
跟上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的记载相比较，可见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在十几年间有明显提高。
又据陶希圣回忆：在本世纪最初的20年间，国内教育界多为留日学生把持，近代的新式教育，也多采取日本制。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学欧美的毕业生纷纷返国，逐渐控制了国内教育和出版界，甚至在社会上也存在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
例如，以出版教科书而名躁一时、在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即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仅80圆。�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这种等级观念，“留学生为社会地位及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不能不植党以谋生活上之安全，遂致留派与留学西洋归国者相互排挤，”加重了文人相轻的习气。（参看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一文）�
报刊稿酬�
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上海顾问》及《上海向导》等资料中可得知——�
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所以新闻事业十分发达，虽然不能和欧美日本著名报纸刊销数百万份并驾齐驱，可是像《新闻报》以日销16万份自豪，已当得起国内的牛耳了!
报纸是新闻性质，因此文字方面的需要量，虽比其他的刊物来得宏大，可是容纳文艺作品的，只区区一角而已! 并且附刊只为余兴性质，报馆当局并不重视，聊备一格，文人也轻薄它为“报屁股”。�
上海各大报附刊
现将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大报附刊的名称、性质、主编（编辑人）姓名，取稿方针，以及稿酬标准，列表如下：
报馆附刊名称编辑人取稿方针、报酬办法
新闻报 新园林 严独鹤 国内外有趣纪述短小精干有泼辣性之文字 千字2圆至5圆
新闻报 茶话 严谔声 关于茶的种种文字和可供解颐的文字 千字1圆半至5圆
新闻报 本埠附刊 小记者 本埠的片段纪事欢迎儿童的天真作品 千字2圆至5圆
申报自由谈 黎烈文 海外印像和富有幽默性的短论和纯文艺作品 千字2 圆至5圆
申报春秋 周瘦鹃 讽刺小品和妇女儿童等文字千字2圆至5圆
申报本埠附刊 李公朴 幽默评论社会素描文艺时尚 千字2圆至5圆
申报 电影 凌鹤剧本翻译国内外银坛新记观影短评 千字2圆至5圆
时事新报 青光 黄天鹏 唯美文字清灵小品 千字1圆半至5圆
时事新报 新上海 本地风光的杂式文字幽默的小品 千字1圆半至5圆
时事新报 电影歌剧 刘豁公 电影与戏剧学故消息评论等文字 千字1圆半至5圆
时报 电影 邓树谷 国内外银坛消息明星生活最欢迎照片 千字2圆半至5圆
民报 民话 姚苏凤 辣性文字社会作品 千字2圆至5圆
晨报晨曦 徐则让 文艺创作社会生活素描 千字1圆至5圆
晨报每日电影 姚苏凤 硬性曲剧评译述著作千字2圆至5圆
晨报妇女与家庭 妇女家庭方面的讨论文字和有趣味记载千字2圆至5圆
晨报夜谈 汤增扬 仝上 千字2圆至5圆
大晚报 辣与檄揽 张若谷 辣性文字婉约小品 千字2圆至5圆�
（注）现在读者对附刊兴趣提高，所以各报除上列每日固定的外，又轮流增出特刊，譬如新闻报的‘医药’‘无线电’，申报的‘业余’‘汽车’‘国货’‘经济’，时事新报的‘储蓄’‘卷烟保险’，晨报的‘科学世界’，‘时代文艺’等等。
《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优惠稿酬
《申报·自由谈》当年给鲁迅的稿酬，是优惠的千字6圆。有《鲁迅日记》为证。查《鲁迅全集》，鲁迅在1933年1月，在《自由谈》上发表《逃的辩护》和《观斗》，都是千字文。再查《鲁迅日记》，鲁迅在1933年2月8日收到《自由谈》稿费12圆。《自由谈》是每月结算稿费的，下月初寄给作者。这年2月，鲁迅在《自由谈》发表千字文8篇，3月8日收稿费48圆。3月发表11篇，4月7日收66圆。6月发表7篇，7月6日收42圆。由此可算出《自由谈》给鲁迅的稿费标准。
不但《自由谈》给鲁迅千字6圆，当年《现代》杂志也是这样，或略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1933年4月的《现代》上发表，全文5000字，付稿费30圆。鲁迅的《关于翻译》在9月的《现代》上发表，1100字，付稿费5圆。
1935、1936年，鲁迅的稿费大致仍在千字6圆左右。如1935年10月的月《文学》第5卷第4号上发表杂文《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和《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两篇，共2900字，得稿费17．50圆。又如1936年2月24日《申报》发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550字，得稿费10圆。这都说明每千字仍是6圆。
鲁迅生前拿过千字10圆的优惠稿酬。鲁迅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发表在《作家》第一期上，4300字，得稿费40圆。该刊第2期又发表《〈出关〉的“关”》，3000字，得稿费30圆。可见该刊主编孟十环对鲁迅的特别优惠。（引自倪墨炎《鲁迅的稿酬和当今的稿费》1996年。）
新闻出版界具体收入记载
新闻报：1922年《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月薪为200银圆，聘徐沧水主持“经济新闻”版，月薪180银圆。当时的主任编辑记者月薪100银圆左右。老报人顾执中在他的回忆录《报人生涯》中说，他在1923年进入上海《时报》当记者，月薪80银圆。到1935年他在《新闻报》任采访科主任时，月薪为170银圆，年终还有双薪（也就是每年发给13个月的薪金）和分红。
申报：1927年《申报》总主笔陈景韩月薪600银圆，其他高级职员在200—300银圆之间，年底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正之的月薪为400—500银圆。 徐铸成1927年进入《大公报》时，还是个学生，试用期月薪起点30银圆；到1938年他的月薪提高到170银圆。据徐铸成回忆，当时一般资深编辑月薪100银圆左右。
从这些实例看来，在20世纪20—30年代，报社的职员收入是“与年俱增”的，以《申报》待遇最高，但大体上：一般的编辑记者月薪80—100银圆，象徐铸成和顾执中这样的“名记”170银圆左右。高级职员的月薪在200—300银圆之间，年底同样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但是出版家张静庐民国初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时，每月只有20圆的薪水，且还要分几次在柜上领取。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就连沈雁冰（后来的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通常试用半年后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是每年增加10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加增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
1916年9月蒋梦麟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
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商务印书馆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圆（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圆（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
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职员经济待遇差别比较大，那些有着高学历(尤其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且有博士学位者)、办事能力强、资历深的职员，薪金较高，一般职员较低。年终有“花红”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调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为10—20银圆。
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
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待遇微薄。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发起人中，夏端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都是印刷工人出身。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工人工资情况说：
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计时工资）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15圆以下，包工（计件工资）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1920年，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中华等）情况，印刷工人的工资分三等：
头目20圆至50圆；下手10圆至30圆；学徒1圆至10圆。
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20文；二页的每千页50文；三页的每千页70文；四页的每千页90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7文，也有每千页9文的。钉书：本装一本5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5—6圆，初学者，每月只得2—3圆。
1925年商务印书馆职工发生了一次经济斗争的罢工，取得胜利，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参看本书第三章）。同时，整个出版印刷业普遍增加了工资待遇。
1927年《申报》第一次成立工会。工会出面跟《申报》老板史量才商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29银圆，春节前发一个月双薪，还有一定奖金。
1927年上海出版界工人的经济收入状况有所提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六章记述如下：
营业部有部长，纯粹为商人性质，须干练而长于会计，月薪约在100圆左右。
属于其下，有专司广告者，有专司代派者，有专司订报者，有专司零售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专司中外书牍者，有兜揽广告者，有承接制版印件者，其月薪每人均在30圆左右。
印刷部由娴熟于机械者管理之，或由营业部长兼任。属于其下者，有排字之工人，有铸字之工人，有打纸版浇铅版之工人，有印刷之工人。其制版有直接雇佣者，每名月薪均在10圆至20圆之间，但仍须择一人为领袖。便监察一部分之事务，月薪约40圆。
制铜锌版者，另为一部分，有时兼外出照相，月薪均约在三四十圆之间。
作为一个参照，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圆（合今人民币约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30圆，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左右。
老上海广告，这就叫有型有腔调
优质回答「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年啦，大家都准备了哪些年货呢？其实这一阵，我们博物馆里也进了一批“年货”——80年前的广告」
说到这，你会不会好奇民国年代的上海都在卖哪些商品，广告又是怎样呈现的？这回，让我们从这些旧纸张上来看看民国上海的衣食住行吧。
中国内衣公司广告生产销售的内裤、西衬衫，减低定价，倍受欢迎。
「 首先从“衣”开始，如果不了解民国上海的人们是怎么穿衣的，看看以前的广告就能找到信息 」这张广告虽小，但却很好的向我们展示了上流社会的上海人在寒冷的季节是如何穿着打扮的。
「民国的成立，强调“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加快了接受西式服装的，30年代，西式服装已占据上海服装界主流。
而上海的航线通往欧美名城，巴黎、伦敦、纽约，以女装为主的流行服装很快就可以传人上海，再海为中心，传向全国各地。
冠生园麦麸饼干广告
「女性既崇尚传统衣饰的，又喜欢追随西式时尚 」她们解开了传统的辫子，梳起了头发，穿上了紧俏体贴的旗袍装，穿着高跟鞋，广告里连一旁的小女孩也身穿着旗袍装。
正广和汽水广告
「饮食方面，崇尚“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历来是饮食大国」随着西方人建立租界，西式饮食也融入了人们的生活，香甜的饼干、蛋糕等点心摆上了餐桌，还颇能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使国内的店家也开始参与这类食品的制作。
冠生园喜果广告
「与此同时，西方的宴客风格也深深打动了人们，不少酒楼开始以西餐吸引顾客」这张冠生园喜果广告描绘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场景。
细看广告不难发现，无论是宾客还是服务生都穿着西式礼服，桌椅的布置也都很西洋化，而背景中“囍”等汉字等一些中式细节，加上冠生园喜糖早生贵子的语意，构成了美好的“中西合并”的氛围。
雅霜广告
「雅霜是中国最早有规模生产的化妆品品牌 」由上海“大陆药房”总经销，不管是路边的广告牌还是报纸上，城市的街头到处都能看见雅霜的广告，常常占据大幅广告版面。
「这则雅霜广告别出心裁的用三姐妹对话的形式展现了3款产品，字体也是相当具有艺术感」除了商品的实用性，广告还注重渲染商品能够为人带来的感觉，和使用商品后的反应。
「天梭表在民国就早早来到了中国，人们甚至过着圣诞节，送起了圣诞礼物」“赠亲友，最高尚；赠爱人，最大方”，即便过了半个世纪，到80年代仍然由不少广告说着类似腔调的词句。
蓓开唱片广告
当人们满足了物质上的欲望，就开始了精神层面的追求，戏曲、戏剧、杂耍、电影等娱乐活动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
从民国开始一直到70年代，人力三轮车和三轮车是当时路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当时也比较常见。
「据有资料记载，上海的第一则汽车广告出现在1911年的《申报》中」
从1901年汽车进入上海开始起，直到上世纪30年代，汽车才真正开始在上海风靡起来，也正式在这个时期，汽车广告的创意变得五花八门，不同品牌的汽车为契合顾客心理费尽心思。
不少广告仅用简洁的大号字体来描述，譬如新华汽车行对美国通用汽车及零部件的宣传广告，留有相关厂商的标志，没有多余的图片和其它的修饰。
另一类是大面积的展示车辆而产生效果。
「中国汽车公司对道奇Six系列形容为“最活泼，最神速、大可供长途及艰难服务之用”、“如品格之虎虎有生气，机械之优于需要，质地之超过定价者是也”」
对道奇卡车则被称为「“今日最有价值之货运车”」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早期，许多公交车、巴士都是通过战后遗留下的外国卡车改造而来的，其中，道奇卡车占了很大一部分。
上海连英国的Singer汽车都有售卖，上海可真的是“万国汽车博览会”。
除了在文案上费尽心思，有的厂家用画来吸引眼球，使其更有沉浸式的画面感，人、车、景缺一不可，在这之中福特汽车最具代表性，这也许是福特当时在上海卖的最好的原因之一吧。
「这个进口梅赛德斯奔驰LO1000巴士的广告来自捷成洋行」1926年，丹麦捷成洋行创办于上海，在丹麦、汉堡及香港所设公司为联号，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和代理服务。
南方汽车公司的文案颇有古诗的感觉
除了专为人们购买的乘用车外，运输公司、出租公司的广告也是颇有看点。
例如著名的祥生公司就曾用过“40000”这个号码，报纸也对“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的广告口号广泛宣传，一时间，祥生出租车风靡上海。除此之外，汽车配件、汽车修理等广告也层出不穷。
凡尔登干洗商店在宣传上以汽车接送作为卖点
这张宁波搬场运输汽车行所使用的车型列表，大家都认识哪些车呢？
到了60年代，广告画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两张上海出租车广告包含了上海250K、上海牌轿车、客车等种类」的出租车的预约电话。
通用汽车奥兹莫比尔广告
汽车广告中，大多数制造商或车行往往强调对车辆产品的动力、经济、安全。除了车辆本身的特点外，更深层次的广告也开始凸显汽车所带来的驾驶享受，以及汽车代表的地位象征来吸引消费者，和现在的汽车相比，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上海华生电器广告“此风凉哉”
民国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都从广告中可见一斑，对西方生活的认同模仿不断深化，过起了以洋为时尚的生活，上流社会的人们吃西餐、穿西装、住洋楼、看洋戏、讲洋话等成了时髦行为。
发黄的广告纸传递着各种商品信息，勾勒出20至30年代上海的消费生活，也向呈现了那个年代独特的审美和视觉文化。
在那没有网络直播和促销活动的时代，仅靠着简短有力的文字配上生动诙谐的插画，便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大臣谋国与生财之道：晚清上海的滩地清理运动
优质回答叶斌
19世纪末黄浦江苏州河口新涨滩地（绿色部分）
一
1895年夏天，《马关条约》初成，张之洞正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除了为清政府张罗赔款之外，还急着要偿还另外一笔债务。两年前他在湖北通过上海瑞记与地亚士两个洋行定购了四万零七百余锭纺纱机器，准备开办武昌南纱厂。后南纱厂招商失败，纱机存放上海。除了预付的定银2万余两外，购买纱机的货款由洋行垫付。此时这笔纱机欠款因为利息和汇率上涨等因素，累计已经达到60余万两，且还在增长中。
8月，张之洞派叶大庄到上海来开办烟土捐，想从鸦片贸易中开辟财源，收效甚微。适逢上海地价飞涨，冒名贩卖滩地的案件时有发生。在10月的一个案件中，3位地保联手将新闸50亩滩地冒名升科，准备以3万两银子的价格卖给洋行，不料那些滩地是有主的，事情败露。张之洞从这些案件中受到启发，于12月3日致电上海道台黄祖络：
闻紧连租界新堤地方有未升科地数百亩，为该处地保冒名禀请升科，业已零星转售。果有此事，该地保实属胆大可恶，应即澈底追究。闻此外未升科地甚多，该道务即督同上海县及叶丞一并切实查明，变价充公。此后如有禀请升科者，务必严斥，勿令朦混私占。
这封电报的重点，不在于追究冒名升科，而在于谕令未升科的滩地一律停止升科，“变价充公”。显然，张之洞在上海滩地中发现了新财源。
所谓“升科”，是指无主荒地晋升为科税田地。通过升科，国家获得田赋，而农户获得拥有土地的凭证。升科的时候，农户会向政府交纳一笔费用，即升科银，一般要低于当时地价。1882年，上海县集中进行过一次滩地的清丈升科。当时的升科银是每亩6两，而上海道契反映的平均地价当时为每亩130两左右。滩地升科习惯上遵守“子母相生之例”，新涨滩地相当于毗连土地的延伸，只有毗连土地业主才有资格申请升科。
荒地升科政策是清政府鼓励垦荒的国策，升科政策的改变，以往都是由督抚奏请朝廷批准的。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为了平息民间为了争夺滩地沙洲的升科权而产生的冲突，奏准清廷禁止江苏滩地升科。不过这个政策早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又被两江总督怡良奏准废除了。张之洞暂时代理两江总督，未经奏准，一句话就把上海滩地升科之路堵死了，作风相当霸道。上海道台黄祖络对于张之洞惟命是从，接到来电后立即照办。12月8日，《申报》发布消息称，张之洞委托叶大庄在上海开办升科局。
张之洞像
二
叶大庄，字临恭，福建闽县人，1873年举人，著名词人，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交好，此时正以候补同知身份担任张之洞幕僚。1896年2月，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离开江宁，回任湖广总督。行前，他给叶大庄安排了一个署理松江府海防同知的官职，让他继续在升科局办理清理滩地的差事。不过，叶大庄以一介微官，替张之洞在上海料理棘手事，实属不易。
3月28日，叶大庄与上海知县会衔发出告示，表示此次清理，是奉“署南洋大臣”张之洞的谕令进行的，目的在于将上海宝山两县的新涨滩地清理出来，“按照时值核实变价，拨凑要需”，以免它们被侵占盗卖，且此次清理的滩地，专指“无粮久荒官地”，即从未纳税、久未利用、尚未升科之地。
张之洞回到武昌之后，通过贩卖湘、鄂盐票筹得30万两，归还了一部分欠款。4月16日，叶大庄禀告张之洞，已经清出了约1000亩滩地，其中，宝山约300亩，上海约700亩。当时宝山那边充公的滩地，最低大约每亩100两，而上海浦东烂泥渡那边的地价，已涨到每亩1250两。以当时的进展推算，似乎余下的30万左右纱机债务，完全有可能通过卖地款筹集。但是好景不长，到了8月，叶大庄在升科局的差事被刘坤一免去。不久，又被免去署理海防同知一职。11月，江苏布政司任命他署理邳州知州。
对于叶大庄的去职，沪上中外媒体猜测与卖地款的账目有关。据《申报》8月30日报道，叶大庄曾经给刘坤一汇去10万两，得到的却是刘坤一充满疑问的批复：“此项滩地前据禀报清出约有八百余亩，此次据解银十万两，是否此项官地一齐售去，抑并未售完。……况上海地价昻贵，五六百圆起至四五千圆一亩不等，应明定价值。”可见叶大庄没有将清理滩地的账目与动态详细汇报，惹得刘坤一疑窦丛生，总觉他有所隐瞒。张之洞的人，刘坤一用起来不顺手，最终撤换了事。
叶大庄去职后，升科局一度由江海关委员曹荃生主持。曹两次到浦东勘丈滩地，觉得像是在抢东西。又看见有沿浦贫民祖传的滩地因为没有升科，要被充公，感觉伤心悖理，下不了手，便自己辞职了。
三
1896年12月，许宝书由刘坤一指派接办清丈局（即升科局）。许氏字阆轩，杭州人，江苏巡抚许乃钊的族孙，监生出身，咸丰年间投身兵营，曾因参与攻克被小刀会占领的青浦、上海县城而受到保举。1896年被委任为清丈局总办时已经69岁，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
许宝书清理滩地，采取挨户清查的方法，只要业主不能提供执业方单，或者丈量面积超出方单所载，不管是否滩地、是否纳粮，一律充公。例如，根据《申报》1897年9月6日报道，许宝书到二十五保五十图清丈的时候，对图内所有土地是否持有方单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绘制成图，将所有无单土地标注为红色，一律充公。上海居民将方单丢失或拿去抵押的情况本就不少，许氏超越权限，将他们的土地直接没收，可谓凶猛。又如，浦东杨家渡36亩滩地上密集居住着169户贫民，因受灾被前上海知县刘郇膏豁免钱粮，许宝书将他们的土地没收，卖给日商，令数百人无家可归。据《民国上海县续志》估计，许宝书圈屯的土地至少有三千亩。
在清理裕源纱厂土地的时候，为了迫使厂方补缴差额地价，许宝书申请动用官府力量，扣押裕源厂股东族人的盐票。不料裕源厂背后有李鸿章支持，后者于1898年5月致信刘坤一：
顷据上海裕源纱厂呈称，该厂地基共计七十九亩四分零，经升科局许守宝书丈量，有八十一亩二分零，仅多一亩有零，竟指为多至二十二亩有奇，每亩须另缴规银七百五十两，合计一万馀金，禀请在该股东同族朱瑞元淮岸盐票扣运作抵，向该厂缠扰须早为清结。……况当华商疲敝、洋商争利之时，直似助人排挤，于商务大局妨碍匪鲜。许守人本精明，而心计过于刻薄，弟所深知，办理升科局数年以来，万端搜求，声名殊劣，人言啧啧，想台端亦有所闻。兹据该厂详晰沥陈，弟系创议办理之人，自应据实代达。
李鸿章不仅指控许宝书捏造清丈数据，勒索钱财，更从政治高度指责他破坏旨在“挽回利权”的洋务运动。李鸿章的指控当然是有分量的，1898年10月初，江苏布政司宣布许宝书署理淮安知府。
许宝书这么卖力地清丈土地，显然不仅是为了替张之洞还款，还款只是他搜刮土地财富的借口。许宝书的行动需要多方支持配合，其收益也令多方获利。参与这场饕餮盛宴的，既有从刘坤一到许宝书的官僚群体，也有衙役、地保、掮客等各类角色。
四
清丈局对于上海土地财富的搜刮激起了上海本地人的抗议。抗议的声音首先来自上海的报纸。《新闻报》1898年9月18日的社论《论涨滩充公之可骇》，揭露了许宝书通过变卖充公土地牟利的途径，即先把充公土地贱卖给自己人，再由后者抬价出售。实际上，许宝书的弟弟许韬安，就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地贩。
上海本地的士绅阶层一直不敢对于清丈滩地的行动表示意见，许宝书的离任让他们觉得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开始松动。为了防止继任者继续搜刮，1899年7月26日，杨德鑅等15名上海本地绅士联名给上海道台、松江知府和上海县令呈递了一份禀帖，请求“凡完粮业田，有印串可凭、印册可证者，概免充公”。这样的请求，十分卑微。而上海道台却在批复中表示，升科局由两江总督设置，他无权代为决定。
15名上海绅士倔强了一回，于9月14日再次呈禀，请求对于有粮（有纳税记录）无单（无执业凭证）之田，由上海县补办执业凭证，不令充公。9月23日，上海道台批示称，已经请示过两江总督，“沿江地亩分别有主无主，以顺舆情”。这个批示虽然对于上海绅士的请求作出了让步，不过回避了禀帖中含义明确的用词“有粮无粮”、“有单无单”，代之以含义不明确的“有主无主”，从而留下了下一步的寻租空间。
杨德鑅等15名联名具禀者都是在官僚系统中具有一定地位而离职在家的绅士。如杨德鑅和李曾珂都是进士、县令，姚文枏和葛士清都是举人，张焕纶是廪贡生、候选同知。这些本地绅士的官阶都比较低，在高官众多的上海，他们的影响力有限，没有能够及时制止清丈滩地的行动。作为上海民意的代表，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及时的反馈，但是结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除了报纸评论和绅士请愿之外，上海的抗议还有第三个渠道，御史的弹劾。10月8日《申报》登载了一份御史奏折，指责许宝书利用清丈滩地的机会，“将有粮田亩变价充公”，所得款项去向不明。御史名叫宋承庠，松江华亭人。他有个朋友在《申报》任撰述，《申报》因此得到了这份奏稿。
朝廷收到这份奏折后，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查明具奏。1900年1月16日，刘坤一复奏称，纱机欠款最后已经增加到了近88万两，滩地变价所得不到25万两，张之洞提供了约35万两，不足部分是他从其他渠道筹措填补的。意思很明显，清理滩地是在为张之洞善后。至于许宝书，刘坤一只是为他认领了一个小错误，说是有一块地属于“一业两主单串各执”，即执业凭证和纳税凭证有两个业主各自持有，许宝书所派办事员误将该地充公，许有失察之责。这件事牵涉到张之洞、刘坤一两大权臣，清廷不欲深究，最后给了许宝书一个“交部察议”的最轻处罚了事。
刘坤一竭力为许宝书辩护，表面上没有作出什么让步，实际上还是有所收敛。自宋承庠上奏以后，清丈行动即陷于停顿，清丈局后续工作主要是继续变卖原来囤积的充公地，直到1908年并入会丈局。但经此一役，上海涨滩的升科之路也被彻底堵死。
张之洞1893年所购四万零七百余锭纱机因计划不周、财力不足等原因，多花了很多冤枉钱。好在这批纱机后来作价50万两官本，被张謇的大生纱厂分批认领，总算物尽其用，为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滩地新政标志着国家开始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城市土地的开发、利用和买卖，主动从城市土地的财富积累中汲取财政资源。这场滩地清理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土地的城市化，并促使农业时代的滩地升科制度走向崩溃。同期上海道契有一个申领高潮，与此不无关系。
这场滩地清理运动促进了上海地方自治意识的觉醒。上海人对于这次对上海土地财富的掠夺一直耿耿于怀，姚文枏主纂的《民国上海县续志》对此深表不满。在清末上海自治运动中，主事者也一直在争取把滩地收入转化为城市自治基金。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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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因此在他逝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园宅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而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发生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非常见效。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因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而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的岳父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平生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还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所需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有诸众生不识善恶，唯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阙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获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复有无量悭贪有情，积集资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来乞者。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如此的大富，却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过么？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百万元，右手施了一、二元，就称为大慈善家。”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最后的结论：保富的方法，须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上述范文正等数公，就属于这种。其余不善保富的人，天下滔滔皆是，他们不能使子孙常保富厚，都是由于自己的智慧不够，只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却看不到其中的根本。简单的说，就象看日历，他们只看见初一，却不知道明天还有初二，更不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象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也就是说，违背了通常的情感欲望，而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认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但社会上还是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欣然赞许的。 中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另一面。譬如象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着、第三着跟着来。佛法说明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与哲学。就拿下棋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愈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象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象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覆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又说：“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
叶圣陶的著名作品有哪些
优质回答叶圣陶的著名作品：
1.《隔膜》
短篇小说集《隔膜》，是叶圣陶先生早年的一本重要著作，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隔膜》为32开竖排铅印平装本。全书共164页，内容发表了叶圣陶于1919年2月至1921年4月这两年多时间里创作的20篇短篇小说。初版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三月，是“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一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笔者收藏的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四月的“国难后第一版”。
2.《线下》
《线下》这本集子反映了叶圣陶1923年和1924年的创作风貌。这本小说集的选题，已经从教育及学校生活为主的内容，趋向于小市民心理状态的挖掘，偏重于揭露和批判某些知识分子在新思想掩盖之下的卑劣的个人主义，并把投视的焦点放到了对城市剥削阶级残酷性的抨击上。题材也由乡镇扩展到都市，写到革命和战争，范围扩大得多了。选题的内容中，都有叶圣陶心目中应该铲除的“附生物”，藏着他所渴求的，充满着“爱”、“生趣”、“愉快”的那样一种理想人生得以实现的企盼。
3.《倪焕之》
《倪焕之》是叶圣陶在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的早期白话小说之一。倪焕之即小说的主人公。倪焕之的身上有叶圣陶的影子。主要述说了一个抱有理想青年，在寻求梦想的道路上遇到的许多事情，包括爱情，但最后梦想破灭，他也死了。此后叶圣陶再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倪焕之》在当时是连载小说。
4.《稻草人》
《稻草人》是叶圣陶1922年发表的中国现代童话。通过一个富有同情心而又无能为力的稻草人的所见所思，真实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风雨飘摇的人间百态，展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该作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一。
童话《稻草人》以稻草人的眼目，观照惨痛的世情：可怜的农妇、可怜的渔妇、可怜的自杀者、可怜的鲫鱼等等。然而对于人世间的悲剧，稻草人什么都挽救不了、改变不了。最终，在内疚感与无力感之间纠结的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与悲剧同眠。鲁迅：“《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
5.《西川集》
《西川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叶圣陶先生入川，本书是叶老入川后出版的唯一随笔集，1945 年1月重庆文光书店出版。书内收入作者在1944年一年中所写的随笔小品。书名《西川集》，取写作地点而言。
叶老的文笔质朴自然，《西川集》亦不例外。头一篇《答复朋友们》， 为答谢文艺界为他庆祝五十岁寿辰而作。叶先生自谦是个平庸的人，写不出 不平庸的文章，还说自己一生中无非当了两大员：不是当教员，就是当编辑员。说得平直坦白，一如其人。
扩展资料：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原名叶绍钧，字秉臣，笔名有叶陶、 圣陶、桂山等。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及出版人。他是五四运动首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创立人之一，终身致力于出版及语文的教学。其座右铭“文学为人生”甚为有名。
对文学的贡献
现实主义作品
现实主义是叶圣陶最为鲜明的特点。叶圣陶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先驱之一。同时因为是一名教育家，在叶圣陶的作品中，他记述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剥削者，是没有能力反抗的社会底层的人。叶圣陶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反映着真相与现实。他在自己的小说如《火灾》、《线下》和《稻草人》中表达了自己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
叶圣陶发现中国的很多人是自私、冷淡、伪善和保守的。人们为了安稳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叶圣陶在作品中讽刺了这些人。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希望唤醒人们的知觉并正视这些社会顽疾。叶圣陶不仅写故事，而且报道社会的谬误。
他的作品不是用来消遣，而是用认知和对现实的思考来连填充人们的余暇。“……写作的基础是一双有洞察力和善于观察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却不怎么拥有洞察力……当然，没有必要以写作为目的而训练一个人的眼睛，对于眼睛的训练，是为了洞察现实，丰富生活。 ”(摘自—叶圣陶，《过去随谈》46页)
儿童文学
叶圣陶的第一篇关于儿童文学的学术论文题作《儿童之观念》，批评了中国儿童受到的坏影响。
事实上，叶圣陶是20世纪20年代第一位写童话的作者。他的作品《稻草人》于1923年出版。 另一个作品《古代英雄的石像》，讲述了一块石头被雕刻成英雄的形象。这个简单易读的故事背后的寓意是嘲笑专家的傲慢自大与人们的麻木。
叶圣陶的学生丁玲曾经称赞他的童话能够启迪人们对社会更多的思考。叶圣陶的童话是简单的，但是却拥有着深刻的内涵。他相信儿童对周围环境拥有个人看法，所以应当提高他们的批判能力。通过叶圣陶的故事，孩子们可以逐渐获得这个社会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清晰认识。
语言与修辞
叶圣陶的语言是简练而感人的，他以用恰当的词语表述自己的能力而出名。叶圣陶在他的报道中强调感觉与情感。人物在叶圣陶的笔下鲜明活泼，他深深的洞察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知名作家赵景深盛赞叶圣陶是写作界的异数，拥有着杰出且惊人的才能。他的优美文章持久而韵美的留存于世。他表达的情感和感觉构筑了真相与现实的基础，也使他的文章充满无穷的力量。 “情感如同忽明忽暗的灯火，但是记述却因为这灯火而引人注目，” 叶圣陶说。这段谈话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叶圣陶不仅是一为善于讲述故事的人，他更是一位艺术家。
注入外语元素
叶圣陶的现实主义写作形式成为许多作家效仿的对象。他承认阅读一些西方小说家的作品，对他的写作助益良多，“如果我没有阅读英文，如果我没有接触英文读物，我就不会写作小说. ” 他的作品是反思与思辨的。这些不知依靠感知，而且依靠切实而客观的观察。叶圣陶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名新闻记者。对现实的观察成为了他写作的源泉，他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笔名来历
叶圣陶12岁入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时，请先生章伯寅取一个立志于爱国强国的字。章先生说：你名绍钧，有诗曰“秉国之钧”，取“秉臣”为字好。1911年10月15日，苏州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了。次日，叶绍钧找到章伯寅先生说：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了，我不能再作臣了，请先生改一个字。先生笑了笑说：你名绍钧，有首诗说：“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以后他又把姓“叶”与字“圣陶”联了起来，成为了他的笔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叶圣陶
马霁川的游春图
优质回答说起霁川先生，不得不提一下《游春图》。《游春图》乃隋代画家展子虔的绝代佳作，是历代鉴赏家所珍视的名画，一直被各朝帝王将相所藏。该画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堪称故宫的镇馆之宝。
《游春图》除了自身无比伦比的艺术价值之外，其自清末流出紫禁城到解放后回归故宫的辗转过程，也引得世人关注。其间，《游春图》先由末代皇帝溥仪携至长春伪满洲皇宫的东楼（俗称小白楼）收藏；后日本投降、溥仪出逃，伪满皇宫被洗劫一空，该卷流落于东北民间，被包括玉池山房在内的几家古董字号联合收购回京；之后该卷在1946年又被张伯驹先生购得并于解放后捐赠给国家，藏于故宫博物院。
近年来，这段历史频繁见诸书刊杂志、网络和影视传媒之上，但其中对部分史实的叙述并不准确，特别是涉及霁川先生和玉池山房的部分情节，出现了违背事实、臆断猜测、甚至是诽谤中伤的硬伤。某作品中甚至出现了“民国时代的人与明朝人成为常来常往的好朋友”这样的荒诞错误。当然，笔者理解某些作者可能是为文学创作的需要而为之，或是缺乏对这段史实的严谨考证而以讹传讹，但不管如何，既然在作品中采用的是真名实姓，就不应随意歪曲人物形象，毁人声誉。这既是对当事人和广大读者的不负责，更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为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原貌，澄清相关事实，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并承蒙霁川先生的后人提供了一些历史见证人的签名笔录资料，从各方面综合收集到了一些较为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还蒙冤者清白和对故人、世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笔者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情节和所对应的真实情况加以整理并公布，以正视听，希望能有更多的各界人士了解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笔者在此郑重声明：无意褒贬、冒犯、评论文中所涉及的全部人物或相关作者，只是如实叙述一些真实情况，如有得罪之处，敬请见谅！
一、 关于《游春图》的买卖经过
许多失实文章中都说张伯驹先生是从霁川先生手中直接购得《游春图》，并绘声绘色的描写了二人如何面对面的进行谈判、如何讨价还价。霁川先生被描绘成张口漫天要价、老奸巨猾毫无道德诚信的奸商无赖。那么事实情况是如何呢？
1、《游春图》并非马霁川一人所有，而为六股共有
北京琉璃厂古玩名家陈重远先生所著《古玩谈旧闻》（北京出版社 1996年10月出版）一书中有“《游春图》在古董商中的买卖经过”的专题，准确叙述了《游春图》的收购过程和其物权归属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琉璃厂墨宝斋的穆蟠忱邀玉池山房马霁川和文珍斋冯湛如（冯派徒弟赵志诚代为前往）同去长春收货，此次共购得字画十余幅，其中就包括《游春图》。三人回京时在沈阳停留，受到崇古斋经理李卓卿的接待。因李曾帮穆卖过一幅范仲淹《道服赞》字卷而未收中介佣金，穆为还此人情，故主动提出邀李合作做《游春图》这号生意。这样，一幅《游春图》以穆蟠忱为主，伙货的有崇古斋、文珍斋和玉池山房。四家共同销售。而李卓卿这一伙实际又分三股，他和魏丽生、郝葆初有前约，不论谁在东北买货，都要三人合作，所以实际上伙货的是六家，即当时购得的《游春图》为六家共有。
2、马霁川没有单独处置《游春图》的权力
做为股东之一的霁川先生并没有擅自决定出售《游春图》的动意和权力，这既是当年古玩界的行规，也是作为民选古玩商会会长的霁川先生身体力行其所倡导的“同行参与、有利共享”职业操守的具体体现。
《游春图》的股东之一、也是当时买卖的直接经手人李卓卿先生于1991年2月21日提供了关于《游春图》的书面证实材料（以下简称“书证材料”），其中第三条明确指出“任何一位股东都没有单独处置《游春图》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要卖《游春图》，必须经过六家股东共议达成共识后才可进行。
3、买卖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并非直接交易，整个过程中马霁川从未与张伯驹直接接谈
这票生意的实际交易过程是通过中间人马宝山先生进行的，并不是很多失实文章所说的由张（伯驹）、马（霁川）直接交易。整个过程中张马从未直接接谈。霁川先生的后人曾专程向马宝山先生求证此事，马老对此直言不讳。
《中华遗产》2004年第2期刊有马宝山先生的公子马国庆所著《长春救宝记》一文。文中明确指出：张伯驹得知《游春图》下落后，很想购买，他是名闻中外的古董书画大收藏家，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等，皆是他巨金购得。张伯驹和我父亲是至交，苦于与马济（霁）川不能接谈，乃同邱振生托我父亲成全此事。
陈重远先生也在其《古玩谈旧闻》一书中叙述了他和当事人之一的邱震生先生间的这段谈话：“1987年，邱震生80岁生日时，他同作者（陈重远）聊起了四十多年前这段往事。他说‘我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二色，是正经的古玩行人。张伯驹了解我这个人，当年他买《游春图》是我介绍他去找马宝山的。后来我才知道，《游春图》的交易，马宝山是做了中介人，因为他没伙货。’”。
而当时的代表卖方的也不是马霁川，而是李卓卿先生。李老在“书证材料”中的第四条中明确指出：“当时卖给张伯驹时，是由马宝山为中间人，我为卖方代表”。
陈重远先生的书中也印证了这一点。邱震生老先生曾对陈说：那时候谁买到好货都不说，做这路生意很秘密。长春那批字画有两幅是国宝，一幅展子虔《游春图》，一幅是范仲淹的手书《道服赞》，都是被穆蟠忱得到手，后来都卖给了张伯驹。《道服赞》先由穆蟠忱卖给靳伯声，后由靳伯声卖给张伯驹。《游春图》是由李卓卿亲手卖给张伯驹的。
陈重远先生在书中还详细叙述了一段与当事人之一李卓卿先生的对话：1992年春节去给时年82岁的李卓卿老先生拜年时，聊起了《游春图》，作者（陈重远）问：“李大叔！经您手卖给张伯驹的《游春图》，现在成了热门话题，报刊上登了不少文章。有的文章说是马霁川卖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卓卿说：“事儿的本身没那么复杂，多简单的事儿，要由文人动笔一描述就热闹了。那号买卖很顺当，也很简单。经伙货的六家共同商议，由穆蟠忱拍板定价，以二百两黄金的代价卖给张伯驹，大家推举我拿着《游春图》去马宝山家同张伯驹见面，咱们是有中人，有买主和卖主，三人对面，一手钱一手货进行交易”。
此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游春图》从未在玉池山房存放过，而是一直存放在穆蟠忱先生家。李卓卿先生在“书证材料”的第二点中做了证实。
二、 关于《游春图》要卖给洋人之说
一些失实文章中所述的马霁川等要将《游春图》卖给洋人之
说纯属诽谤中伤。李卓卿先生的“书证材料”中的第一条即明确指出：当时《游春图》的所有股东根本没有把此画卖给洋人的企图。所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富有良知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也均证实了这一点。
古董商们虽是“将本图利”的商人，但亦有职业道德和爱国之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文物的保护传承做出了贡献。
马国庆先生在《长春救宝记》一文中提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等人仓皇出逃，除随身携带120多件珍贵字画外，其余留存在伪满皇宫小白楼内的1000多件珍贵字画古籍均落入值守伪军之手。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被伪军糟蹋损毁无数。当时时局动荡，故宫博物院已无力抢救这些国宝，此时，琉璃厂的古玩商则挺身而出，以民间力量前往长春救宝。以马宝山先生为代表的古玩商甚至冒封门拍卖家产的巨大风险向银行借三月期高利贷用以救宝。马宝山先生曾说过：“我不能眼瞧着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全毁了呀！咱们都知道这些物件只有在行家手里才保险呐。”对于文物而言，最让人痛心的是，损毁第一，外流第二。琉璃厂人是相当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商人，也是文化人，而且相当通古，传世珍品往往就在他们手中决定着去向。而以马先生为代表的古玩商们则以实际行动保全了这些珍贵文物，斥资收购，避免损毁，且即便在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下，也坚持“只卖国人，不卖洋佬”的原则，避免了国宝外流。马老曾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前来救宝的古玩商：“来的这些人为牟利也好，收藏也好，都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功臣。”
霁川先生虽未受过高等教育，但始终怀有一片爱国之心，且教育子女后人以爱国爱家为训。1947年，玉池山房将单独收购的五幅手卷和一幅册页等国宝级文物，送至故宫博物院收藏，故宫博物院均有记录在案，并可在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上查询到。
三、 关于《游春图》的实际成交价格
一些失实文章刊出的《游春图》成交价格为黄金二百二十两
或二百四十两，而且还描写马霁川在此过程中如何狡猾奸诈，借口金子成色不足，要继续追加等等。这都是不准确的，实际的情况是最后的成交价格为黄金一百七十两，且无论是买方、卖方还是中间人都对金条成色不足这一事实表示认可。
作为卖方代表的李卓卿先生在“书证材料”的第四条中写到：“事先与张伯驹谈妥二十条黄金（两百两），交钱拿货时，特请金店师傅来验证黄金的成色，张伯驹所拿金条，每条成色仅六成多，二十条黄金也仅合十三条多（一百三十两多）。张伯驹面对此状，当场答应日后定把金子补齐。于是我才把画交张伯驹拿走。谁知日后他一直拖欠，由马宝山多次出面追讨，据说又分几次给了约有三条黄金的钱，共约十六条多（约一百七十两）。”
陈重远先生在书中也写到了同样的情节，李卓卿先生对他说：“我带去一位金店经理，拿着试金石。张伯驹交了金子，用试金石当面试过，不够十成，只够六成多点，二百两折合纯金一百三十多两。在差六十几两金子的情况下，我交了货，张伯驹答应近期补齐。我很尊重张大爷，又有马宝山作保，很放心。没料到，张伯驹在那时也不大富裕了，手头很紧，马宝山给催促多次，到1948年底才给补到不足一百七十两，尚欠三十两黄金。后来时局变了，事儿也就撂下了。”
《长春救宝记》中也同样进行了印证。马国庆先生在文中写到：“又等了些日子，张伯驹才备齐一部分款项，双方商定在我家办理互换手续。张伯驹所付黄金只六成多，计合足金130两，不足之数，张答应陆续补足，由李卓卿亲手将画卷交给张伯驹。后张伯驹先生将自己的一套大四合院卖了，又卖了些杂项连同积蓄才陆续补至170两。所欠30两，由于种种原因，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故宫博物院的资深专家王世襄先生所著《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一文（《传记文学》2007年第8期刊载）中也提到：“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一百七十两易得《游春图》……”
几年后得知张伯驹先生将《游春图》等国宝捐献给国家之后，古玩商们亦倍感欣慰，李卓卿先生曾对陈重远先生说：“事过多年，今日重提，令人感慨万端！张伯驹先生已作古，我很怀念他。他保护了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游春图》，捐献给国家。我们六家古董商号少得三十两黄金，何足挂齿！商人只是‘将本图利’，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四、 关于张群欲购游春图
一些文章曾提到张群欲购买《游春图》，这是当时的传闻，并
无确切依据。张群于1946年间确到过玉池山房，但是否与《游春图》有关，尚待考证。陈重远先生在书中也就此事专列了题为“张群到玉池山房传出两条消息”的一个段落加以说明。文中写到：张群收藏字画颇多，抗战前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掌柜马霁川为他裱过字画。这次他来琉璃厂到了玉池山房，是裱画还是买画，马霁川不向外透露。
同行中有人知道马霁川跟人家合伙从东北新买来幅中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名画——展子虔的《游春图》，便猜测这幅画给张群看了，便想买这幅画，而后以讹传讹，传出一些与事实相差很远的消息，一直传了几十年。有关《游春图》的传闻，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北京大小报纸上登了不少文章。作者（陈重远）有幸遇到当年与马霁川合伙买卖《游春图》的李卓卿和《游春图》卖给张伯驹时的中介人马宝山，他们都说：“《游春图》的买卖是以原长春墨古斋经理穆蟠忱为主，这幅画拿来北平一直在穆蟠忱家里，玉池山房没存过这幅画，张群怎么会看到呢？！”
五、 部分当事人的书证材料原文及一些媒体的声明
1、 李卓卿先生的“书证材料”
关于“游春图”一事我可以做以下证实
（一） 当时“游春图”所有股东根本没有把此画卖给洋人的企图。
（二） “游春图”没有在玉池山房存放过，一直存放在穆蟠忱家。
（三） 任何一位股东都没有单独处置“游春图”的权力。
（四） 当时卖给张伯驹时，是由马宝山为中间人，我为卖方代表。事先与张伯驹谈妥二十条黄金，交钱拿货时，特请金店师傅来验证黄金的成色，张伯驹所拿金条，每条成色仅六成多，二十条黄金也仅合十三条多。张伯驹面对此状，当场答应日后定把金子补齐。于是我才把画交张伯驹拿走。谁知日后他一直拖欠，由马宝山多次出面追讨，据说又分几次给了约有三条黄金的钱，共约十六条多。
李卓卿 1991.2.21
2、《当代》杂志1991年2月刊第185页刊登马霁川长女的信
读了郑理同志的纪实小说《<游春图>传奇》之后，深感有些情节违背了事实真相，有必要给予澄清。
经文中所写《游春图》的股东之一的李卓卿和知情者故宫博物院字画鉴赏高级研究院、世界文化名人王以坤先生证实，该画的所有股东没有任何人有过把画卖给洋人的企图；并证实该画始终存放在收购者穆蟠忱家中，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只是股东之一，既无存放权又无单独处置权。文中所写马霁川不顾收购者和其他股东的意见，大包大揽，操办一切，与事实相悖。
既然《<游春图>传奇》一文，全部采用真名真姓及原店名，那么就不该随意歪曲人物形象，毁人声誉。特别是对已故的人物，尤应尊重历史，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读者：马淑一
90．11.30
3、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撰稿人石新生先生的文字声明
声明
本人为CCTV-4《国宝档案》栏目撰写的《游春图》4集，其中提到马霁川先生曾把此画卖给洋人的企图，并由马霁川出面卖给张伯驹的情节有误。实际情况是：马霁川家属马淑一提供的资料说明：该画的所有股东没有任何人把画卖给洋人的企图，该画始终存放在收购者穆蟠忱家中，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只是股东之一，既无存放权又无单独处置权。特此更正。
作者声明：如《游春图》再进行任何形式的影视创作，涉及到上述情节，如由本人撰稿或创作，或取消马霁川的名字，进行纯文学创作，或采用马霁川的名字则按照上述史实进行撰写。特此声明。
作者：石新生
2006年3月28日
4、部分参考文献
（1）《古玩谈旧闻》（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陈重远著
（2）《长春救宝记》（《中华遗产》2004年第02期）马国庆著
（3）《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传记文学》2007年第8期）王世襄著
（4）《北京城事——老北京装裱已成传说》，北京娱乐信报
（5）见证人王以坤先生1990年9月5日致马淑一女士手书
（6）见证人张鼎臣先生1990年11月22日致马淑一女士手书
至此，有关霁川先生与《游春图》的一些真实情况说明完毕，事实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故去的当事之人九泉之下应可欣慰。在此，霁川先生的后人委托笔者向已故去的李卓卿、马宝山二位老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他们尊重史实、仗义直言、敢于澄清实情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佩。同时也对陈重远先生求真务实、认真负责进行文学创作的铮铮文骨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2008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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