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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戊戌变法的倡导者，为何康梁二人会受到不同评价？
答康有为和梁启超之所以有不同的评价，是因为康更推崇封建社会统治体系，但是梁启超是支持新思想的，在日本留学期间，梁启超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借以表达自己革新的观点。但是这是康有为不赞同的，并勒令其撤销文章。在戊戌变法之后，两个人做法各不相同，后世对二人的评价各异。
一、为什么康梁二人有不同的评价
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在变法失败后，二人开始了逃亡的生活。在变法之前，二人的关系比较好，不仅是同一条战线的“盟友”，还是师生关系，可谓是亲上加亲。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二人思想上的差异便逐渐凸显出来。相比较来说，梁启超的思想更加先进和符合历史发展的需求。他和孙中山一起，支持革命。而康有为反对革命，支持封建统治，他和袁世凯“抱团取暖”，并做了袁的“军师”，二人一起策划复辟。袁世凯失败后，康有为去欧美生活，恣意享乐，好不快哉。
二、康梁二人对革命态度的不同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梁二人是师生关系，在戊戌变法之后，因为思想主张不一样，渐渐走向决裂。在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想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合作，想通过革命为旧中国“换血”。但是康有为并不想与同盟会为伍，当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主张革命的时候，康命令其撤销关于革命的内容，重新排版。这还不算，当他得知梁启超和同盟会“混”在一起后，他还勒令其远离革命党。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康有为属于守旧派，梁启超属于革命派，前者落后，后者先进，所以，难免会有不同的评价。不仅如此，梁启超一直为中国的未来奔忙，可谓是忧国忧民，而康有为在欧美游历期间，以爱国的名义向华侨索要钱财，然后全部用在自己吃喝享乐上，与梁的做法可谓是大相径庭。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资料
答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上书光绪
光绪帝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梁 梁启超生平简介
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 梁启超
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梁启超的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公车上书”的导演康有为因之窜红。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康有为 梁启超的小故事
答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梁启超智取寿文的故事 （石绮霞）
梁启超在他十一岁那年，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就得中秀才。考完试之后，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惟独梁启超竟小小年纪就无所不知，对答如流。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大分赞赏。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样，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会感到更加光彩的。”叶大焯面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
回到家中，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啊，广东学政是朝庭三品人员，竟亲自挥笔为自己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茶坑村双喜临门，当即像过节一样庆祝梁启超得中秀才，和梁维清得到高官的祝寿。
两考官争女婿的故事 （石绮霞）
在光绪十五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一次就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排名第八，而且也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的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同时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梁启超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就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今并入贵阳)人；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但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又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还可以缀合这门婚事呢，于是就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但由于李端棻是先提出，虽然自己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但最后也只得无奈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便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就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梁启超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他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父母。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的，因而就婉言谢绝。李端棻坦然地写信给梁启超的父亲，他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不必推却”。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李小姐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
○ 梁启超拜师 （刘永忠）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继续读书。在学海堂中，有一个同学名叫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与梁启超非常要好，而且他还是学堂里的高材生。一天，他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梁启超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往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陈千秋见到梁启超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 ”�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本来康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的人，如果给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庭搞得乌烟瘴气的。”于是抽去他的试卷，使康有为不幸落榜了。但这次上书却轰动整个北京官场，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声望。陈千秋还说，康有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异议和奇怪的论说，都是他闻所未闻的。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为旺盛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见到康有为后，梁启超便正式拜康有为为师。陈千秋、梁启超二人还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便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梁启超从此便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 ，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当1890年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及门弟子，及1891年万木草堂创立时，康有为还是没有中举呢。可见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为师，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这也说明，康有为的确是有学问，很不寻常，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思想新颖，否则，已经中举的梁启超岂肯拜在他的门下？同时也说明，梁启超的确虚心好学，不计较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只要他有真才实学，能为己师，还是很愿意拜他为师的。
○ 梁启超走向舆论界 （刘永忠）
梁启超被称作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他的一支笔强于十万兵，他编撰的《万国公报》，就是他走向舆论界的起点，在这里我向大家说说梁启超编辑的第一份报纸的故事。
在1895年6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于他们当时不会，而且也根本不敢希望有人购阅，所以这份报纸只是作为一种赠阅的报刊，他们还与送京报的人商定，随《宫门抄》这份报刊一起附送给官宅，不收费，并给送报人一定的报酬。开始的时候，每期印1000份，每期纸墨费银二两，这些费用都是由康有为筹集。这份报纸编辑是由梁启超和麦孟华做的，报纸的内容除转载清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办的报刊上的文章外，并报导国内外要闻，其中还刊有一篇主要由梁启超撰写的“时评”，就好像是现在的社论或短评式的论说文。官吏们在《万国公报》上所读到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内容，认识和议论逐渐为之一变，在朝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份报纸办了一个多月后，居然可以增印到3000份，可以说是一份中国近代业绩辉煌的一份报纸。
○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 （林媚笑）
梁启超生平信仰的是趣味主义。如果有人问他，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他便会回答：“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有一次，梁启超被邀请到南京东南大学作学术报告，当时他向学员作了一介题目为《教育家的自家田地》的讲演，进一步阐述教育这门职业的特别好处。他在讲演中，一开头就说：孔子屡次自白，说自己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叹道：“我们这一点真的难做到啊”。梁启超剖析说，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因为学是不难，而要做到不厌却是不容易；诲人不难，不倦却是很难的。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厌倦是一种想脱离活动的心理现象，换句话说，即不愿劳作。不愿劳作的念头一起，不仅减低了劳作的效率，还会生出无穷弊害，所以说它是罪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不论是谁，总要靠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如何不愿意，劳作还是免不了。既免不了，又不愿意，天天皱着眉、哭着脸去做那不愿意做的苦工，岂不是活活的把自己关在第十八层地狱！所以说厌倦是人生第一件苦痛。”，梁启超的讲演，引起学员的广泛兴趣，掌声在会堂里久久不能停息。
第二天，他再为这些学员作题为《学问之趣味》的讲演。他一开头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这句关于趣味的开场白，一下子把学员引入了听讲的兴趣。
梁启超接着说：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梁启超对趣味的经典阐述，引起学生的广泛关注，这种趣味的学习方法，对我们现代人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 康、梁三上书 （香红）
在古代，凡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的，有乘公家车辆赴京的惯例，所以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
康有为在创立万木草堂和中举之前，都曾经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救国，以防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这在清朝是破天荒的事，全国的人民都钦佩他的敢说敢言的行为，所以康有为的名声大振，尤其是广东的读书人都是很拥护他的。等到甲午战败，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也认为康有为有先见之明，对他十分看重。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
1894年是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称为甲午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引起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在《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时候，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经过梁启超几个昼夜的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的举人，都被鼓动起来。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即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在京城有数百读书人集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呵呵，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吧。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向举人们进行恐吓，要他们撤销签名，一些胆小怕事的举人，在威逼之下，便照着办了，但到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还继续保留签名。
由于当时朝廷规定：上皇帝的书是不能直达，必须先经都察院，才能转达给皇上的，等到四月初十日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于初八日在烟台换文。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由于当时康有为四处奔波，与各方接洽，没有时间执笔，他只提供意见，实际撰写的工作则由梁启超负责。梁启超花了几天几夜的努力，便把这本小书写好了。
康有为根据《公车上书记》的内容，又进行第三次上书。这次上书，当然还是由都察院代转，但是最终还是可以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光绪和恭亲王奕斤看了之后，十分欣赏，还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生生还亲自去拜访过康有为。到此，上书运动总算取得了好结果。
○ 梁启超妙对张之洞 （香红）
话说梁启超去武汉讲学，礼节性地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当时，张之洞还真有点看不起梁启超，总想难为他，便傲慢地出了个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个上联出的是十分巧妙，江河湖海四水中江是排第一，春夏秋冬中夏是列第二，江夏是指武汉，谁是第一第二，分明是说我才是老大嘛。
但梁启超不愧为一代大儒，略一思索，口占一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真乃绝对，十分工整，不卑不亢。三教是指儒佛道，三才是说天地人，我不在你前也不在你后，与你平起平坐嘛。张之洞一看，厉害，算是我服了你，从此就改变了对梁启超的看法，还奉梁启超为上宾。
○ 熊子塔的故事 （香红）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一日，明神宗在睡梦中见到在一处江河环绕的群山中升起袅袅紫烟，一只美丽的凤凰在紫烟中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如此梦境重复了三天，他觉得好奇怪，便召来圆梦师为他解梦。
圆梦师掐指算了半晌，说：“皇上，此乃不祥之兆啊，紫烟代表皇气，凤凰象征权力与尊贵，凤凰在紫烟中腾飞，预兆要诞生新的皇权，不久将会出现新的真龙天子或女皇帝。”明神宗大惊失色，忙问有何解救办法，圆梦师说，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梦境中的地方，然后施法镇压这道新生皇气，便可保江山稳定。明神宗连忙召来画师，将他梦境中的地方画出来，发散到各地寻找。三个月后，终于在广州府（当时新会属于广州府）找到与明神宗梦境相同的地方。在明神宗在位100年前，广州府就出了一个叫陈白沙的人，他是两千年来广东唯一入礼孔庙的思想家、哲学家，明神宗梦境中的地方恰好是陈白沙的家乡，而且梦中的山名叫凤山，新会这个地方地灵人杰，诞生一个皇权不是意外的事。
明神宗便按照圆梦师的方法，在凤山上建了一座宝塔，镇压着将要腾飞的凤凰；宝塔建成文笔状，使新会这个地方只能出文人，忠心为朝庭效力。
果然，400多年后，在凤山下就诞生了梁启超，他学贯中西，誉为“百科全书”式天才学人，他留下的著述达1400多万字，是自古以来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个，而且梁启超的儿孙都是文人，梁思成、梁思成、梁思礼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诞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梁启超的简介
答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扩展资料：
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提倡伸民权，设议院。他学训渊博，著述丰富。《饮冰室合集》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现在中国大陆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的两幢意大利建筑风格小洋楼，正是梁启超的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他不仅曾在这里著书立说，而且曾和蔡锷在此策划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饮冰室合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启超
梁启超对康有为有知遇之恩，为何最终两人闹翻了？
答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1891年，康有为四处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其中他的改革思想得到了一个刚满18岁的少年梁启超的大力声援，后来两人也因为革命上的友谊成为了师生，这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以至于从头至尾两人都愿意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四处奔走，后来这对师生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维新变法，只可惜变法失败之后，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急剧下降，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两人的关系甚至水土不容。
两人之所以成为知己，首先是因为思想上高度一致
两人最初的相识，来的猛烈，来的突然，而究其原因，梁启超愿意成为康有为的学生，为其鞍前马后，只在于一个点，那就是康有为提出的改革思想和梁启超内心的改革蓝图，出现了高度一致，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掺杂利益，只因为有共同的理念。也正是因为两人有共同的理念，所以两个人才成为改革路上的好朋友和师生，而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变化，那一定是因为两人所坚持的理念出现了不同之处。
理念产生变化，梁启超的改革理念更加激进
溥仪宣布退位之后，清朝贵族们虽然仍然居住在紫禁城，但是已经失去了掌管国家的权力，等到张勋带着一众拥护封建统治的士兵们重新回到紫禁城之时，遗留下来的清朝贵族们，仿佛看到了重新建立封建统治的时候，而张勋的支持者中就有康有为。站在如今的视角上来看，张勋的复辟行为，无疑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而经历了改革失败之后的梁启超，已经深知曾经的改革目标是无法完成的，也逐渐投向了孙中山等人。一个仍然在维护封建君主统治，一个企图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两人从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而思想产生分歧之后，两人的关系也逐步走向了边缘。
康有为本人劣迹斑斑
如果说康有为是一个积极的改革者的话，那么他应该以身作则，让其他愿意追随他的人，看到他的改革蓝图仍然有实现的可能性。只可惜康有为是一个非常伪善的人，他主张一夫一妻制，可是他偏偏是一个妻妾成群的人。等到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凭借改革者的身份，做了让人无不唾弃的事情，那就是，四处收揽钱财，只为自己奢靡享乐。康有为了一系列举动，无疑是伤透了自己的弟子梁启超的心。梁启超作为一个坚定的改革者，对于他来说改革也许会失败，但是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他，永远不会失败，居然一条路走不通，那么就选择另外一条路走，这也是梁启超能在历史上留名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康有为和梁启超从关系甜蜜走向关系破裂，既是两人的思想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也从另一层面展示出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人只懂得因循守旧，不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并公然违背历史的话，其结果是只能活在人民的唾弃声中！
梁启超是康有为一手带出来的，两人最后为什么会闹翻？
答俗话说道不合，不相为谋。康有为和梁启超最初都是为了救国而相识，但后期又因保不保皇帝出现分歧，至此这对师徒最终分道扬镳。
一、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相识
两人相识那年梁启超只有17岁，他在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33岁的康有为。当时康有为已经创办了万木草堂，开始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收纳各路人才志士。
梁启超拜访康有为后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两人在一起相谈甚欢，于是梁启超拜在了康有为的门下。师徒二人对于当时清朝政府的割地赔款政策十分反感，于是发动了“公车上书”。
此举震动了全国，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救国的行列，他们还联手创办了《中外纪闻》和《知新报》。当时两人的维新变法思想获得很多人的认可，可维新变法还是失败了。
两人从此踏上不同的路，梁启超在好友的帮助下逃去了日本，而康有为逃到了香港。从此两人的见识开始发生分歧，也为接下来的矛盾埋下伏笔。
二、两人救国的方法不同
梁启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认清当时时局，觉得只有共和才能救国，于是他提倡废除皇帝。但康有为却十分反对，他想保住皇帝，至此两人思想的不同让两人分道扬镳。
其实造成两人思想不同的原因早就被埋下，梁启超年少有为，能很好地吸收新思想新变革。但康有为的思想早就已经定格，他还相信皇帝才是权力中心的想法。
从康有为33岁还是秀才，依然选择考取功名，能看出他虽然传播了新思想但还是没有摆脱旧想法的束缚，所以他才十分建议梁启超废除皇帝的想法。
这可能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有着同样救国的想法，但方法不同。可能这也是一代人和上代人的思想冲突，一个越来越保守，一个越来越激进。
三、综上所述
康有为和梁启超因维新变法思想走到一起，但又因留不留皇帝的问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两人至此各奔东西。
人天天都会学到一点东西，往往所学到的是发现昨日学到的是错的。从上文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康有为梁启超。如需更深入了解，可以看看若米知识的其他内容。
